Summary: The travel diary of Dr. Zheng. He is invited to Taiwan for cultural exchange this year.

　　4月20日：台北县九份，“悲情城市”。

　　公共汽车沿着崎岖的山道盘旋而上，山区的景象苍翠明朗，山外就是磅礴的大海，潮声隐隐无边，带来湿润的气息。我看着车外时缓时急的山坡，想起了文清和宽美。这对悲伤而无奈的青年夫妻，曾经生活在一段磅礴无边的历史悲情里。

　　二十年前侯孝贤在这片山区，台北县瑞芳镇九份山城，拍摄他的第一部获得“金马奖”的影片《悲情城市》。初出道的梁朝伟在片中扮演哑巴摄影师林文清，辛树芬扮演温柔且坚强的护士吴宽美。宽美初上山的时候，在日记中写下：“昭和二十年十一月初八，好天，有云，（我）上山来金瓜石的矿工医院做事。哥哥没空，请他的好朋友文清来接我。山上的风景很美，想到以后每天都能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中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宽美的声音柔和淡美，娓娓道来，串联起主要情节，成为饱经殖民、离乱、压迫、二二八惨案等无边悲情中的无奈语丝。林家老大文雄死于乱枪，老二被日军强征到菲律宾生死未卜，老三被当作“汉奸”打成痴呆。与宽美结婚的老四林文清因为同情并参与反对国民党压迫的活动，在台北被定为“临时首都”的年月里被捕。最后，独自抚养婴儿的宽美在给林家人的信中说：我们也想过要逃，但不知逃往哪里。阿谦已经长牙，眼睛和笑的神情很像四叔（文清）。九份转冷了，寒芒花开了，满山白茫茫……你们有空来厝里坐坐。

　　五年来我看过五遍《悲情城市》，片中那悠长悲凉的配乐更已听过无数次，熟得不能再熟了，据说是日本神思（S.E.N.S）乐队的代表作。每次看到文质彬彬的文清提着方方正正的行李箱在九份山道上等候公共汽车时，我就会想起我家老屋也有这样的老式竹篾皮箱，是国共内战“解放厦门”时牺牲的爷爷留给父亲的。父亲早年提着它走遍闽南乡镇求学和谋生。记得有一年我们坐错公车，到了漳州方向的路上，半路赶紧下车的时候，我接过父亲手里的竹篾箱子，很沉，很结实。父亲提着这个箱子，带着我越过漳州—泉州公路走回海边家里。一路上父亲很有兴致地拉着我的手逼我背唐诗，用普通话和闽南语各背一遍，说背到第十首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家了。那时候觉得那段路走得好长，现在觉得实在好短。

　　我走在九份的山道上，心里同时盘旋着《悲情城市》的沉缓乐曲和父亲的爽朗笑声。这两种声音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联系，但我怎么老是同时想起呢？原来影片中那个微不足道的行李箱道具，把这两个印象勾连起来。除此以外，闽台两地很多的民风民俗，其实都一样。甚至影片中林文雄干醮的粗话，听起来也格外耳熟，仿佛回到民风彪悍的闽南乡镇。

　　九份的故事，还不只是两岸风俗相通，还有更宽广的历史画面与深刻的现实意涵。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清王朝将隶属于“福建行省”的“台湾府”升格为台湾省。此后十年，台湾与福建仍保持着密切的行政联系，官方文牍都称台湾为“福建台湾省”，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帝国为止。在抗法战争中屡立军功的刘铭传，受命担任台湾建省后首任巡抚，改淡水厅为台北府，在晚清中国“洋务运动”的高潮期开始建设台湾。刘铭传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从台北到鸡笼（今基隆）的铁路，同时开采台北附近的煤矿。这时候问题出来了：在封建末期的大陆和台湾，大量人力都是面朝黄土的农民，谁也没见过铁路，谈何修建？原来，当时美国从广东拐骗大批“猪仔”（劳工苦力）修建横贯东西部的大铁路刚好完工，这些广东籍劳工受美国“排华法案”的压迫，没有出路，只好在中介的引导下渡海来台，修建铁路。有些劳工在美国见识过旧金山金矿的开采，偶然发现八堵铁桥附近的河床中金光隐隐，仔细搜寻，发现细细金砂，再往河流上游追寻，终于发现基隆附近的九份山区藏有金矿，这就是今天我们脚下的金瓜石矿区……

　　1895年以后，日本总督府扩大金瓜石的采矿规模，九份山区人口也随之逐渐增加、繁衍，到20世纪初期一个繁荣的山城出现了：来自台湾各地的矿工劳力、担任经理和技师的日本人、做生意的宁波人、上海人、流离的满洲人，八方辐辏，形成一个复杂的社会，闽南语、广东话、日语、宁波话、上海话在这里满耳嘈杂。《悲情城市》里有一幕在“小上海”酒楼里的会谈，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宁波话先被翻译成广东话，广东话再翻译成闽南话，然后由此反推，双方才得以有效沟通。同胞之间的沟通如此困难，但是当时台人经历日本殖民统治50年，多能通晓日语，反而可以与日本人直接交流。

　　语言的沟通问题自然产生亲疏问题，当时多数台人并不认同自己是日本人，但是要想让他们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他们恐怕马上想到的是：我和这帮大陆客说话又不通，怎么回归祖国？和这帮走私客、贩毒流氓、狡猾的生意人同一国？想都不敢想。这种现实迷惑，往往又与他们内心深处的中华血缘和文化传统相冲突，于是一种渗透骨髓的悲情感，由然而生，无处不在，一有导火索就容易激化。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军队登陆台湾后，台湾民众的态度由对“祖国政府”、“同胞军队”的美好想象和热情迎接，很快转变为疑虑、反感和不满情绪的根源。

　　1922年，为了迎接日本皇太子（就是后来的裕仁天皇）前来度假，总督府特地在九份山腰修建了一座“太子宾馆”，并用当时还较稀罕的水泥修建了微型高尔夫球道，拟供来访的太子玩乐。不过日本太子始终未到，所以建好的宾馆一直闲置。我走过这座现在开发为旅游景点的“太子宾馆”，想到的是各国殖民地对宗主国的迎奉故事，当时台湾经过日本的全面殖民统治和“皇民化”教育，亦未能免。绕过宾馆，沿着山路向上，经过两个“开”字形的日式鸟居牌坊，找到山崖上一座废弃的日本神社。这里只剩下七八根立柱，一幅灰黑萧条的残景，仿佛诉说着当年殖民者在此根植宗教文化的企图心。从这个山崖平台望去，宽美口中的九份山区美景一览无遗。虽然这个季节当然没有满山的寒芒花，但是可以望见无边无际的大海：望北以远是琉球，望西以远是福建，而在海天之际的迷茫远方，大约是我所来自的北京了。

　　我想，这里好像时间的尽头，不过却是空间的原点。

　　不过时间之外还有时间，日本殖民历史结束了，“党国”统治降临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过后，蒋介石应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的请求，派兵从基隆登台，陈仪借以对全岛进行“戒严”（martial law），这一戒严就是三十八年，举世罕见。这个行政长官公署等于日本总督府的复制品，其统治的严酷程度，较之于后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陈仪很快就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九份的金瓜石金矿，把跟随国民党流亡到台的大陆各省有权势有关系者安插到矿区，接替日本人高踞大部分管理位置。于是，金瓜石矿区继续开采，原先的台湾矿工依旧是矿工。今天树立在矿区门口那憨厚的“阿金伯”塑像，满面黑黝，笑容古意，就是当年辛勤劳作的矿工的典型形象。一直到1970年代初，矿区资源耗竭，才停止开采。到今天，整座矿山地下都是绵密的废弃矿道，地面上则建立起黄金博物馆，供人游览观光。

　　九份和金瓜石矿山的历史意味着自19世纪80年代起台湾就不是早期全球化中的孤岛，反而深受资本主义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形成中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影响。闽籍移民和粤籍劳工一起建设台湾，不过他们背后的支配性力量，除了早期为求谋生的自发移民动力以外，还有不断流动的国际政治经济因素。无辜的人们，每年每月，都受着无名力量的推动，所有行事即为历史，亦即今天的来源。倘若，我们切断过去与现在联系，不顾切身处地者的感受，那么摆在眼前的，不是剩下破碎的历史残局，就是互不妥协的利益格局。现实的对抗性问题如果无解，又不愿溯源究底更正历史上的错失，那么也许只会形成新的对抗。

　　对这些全球力量作分析，可以不断深入下去。在北大、清华书斋研习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国际劳工分工与阶级分化，或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要素流动、资本推动原理、全球自由市场秩序的自发扩展等等，都或多或少地解释二十世纪的全球劳力流动问题。不过一想到多少苦命人在其间辗转流离，想象那种无家亡命的感受，有时我对各种政治与经济分析兴味索然。

　　那天我还和几位淡江大学的研究生费劲地穿过极为人潮汹涌的九份老街，找到九份国小门口一家据说最好吃的店铺，一人一碗美味的芋圆汤，坐在临海的窗台上小憩，望着远处的磅礴大海，品着心中的悲情城市……。

　　那几天访问九份以及瑞芳、淡水等乡镇后，回到淡水寓所我接到朋友转发的“两岸关系构想”性的文章，有理有据，大国意气。朋友问我文章如何？吹够了亘古如一的腥味海风，思索此土此民的历史境遇与现实景况后，我只是淡淡地说，文章不错，但是缺少感觉。为什么呢？就我有限的学界经验，我发觉很多关心两岸关系的朋友常常在宏大叙事之时，忽略了台湾乃至与两岸关系切身相关的人们内心的真实感受。法令、规则、制度、条约、协议……往往是有国界限制的，但是人心，是跨界的。更值得考虑的是如何真实地了解人心，引导各种政治经济力量适应人心，慰藉人心，适当引导人心，而不是闭门造车，炮制自大理论。

　　有一次饭桌上几位台湾学者问我来台有何研究任务，要查什么资料？我笑言：我是来寻找感觉的，感觉比资料重要。大家一起笑过之后，我心里说，确实，我是来寻找感觉的。

　　特约作者郑振清。欢迎评论，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

Summary: The travel diary of Dr. Zheng. He is invited to Taiwan for cultural exchange this year.

　　4月20日：台北县九份，“悲情城市”。

　　公共汽车沿着崎岖的山道盘旋而上，山区的景象苍翠明朗，山外就是磅礴的大海，潮声隐隐无边，带来湿润的气息。我看着车外时缓时急的山坡，想起了文清和宽美。这对悲伤而无奈的青年夫妻，曾经生活在一段磅礴无边的历史悲情里。

　　二十年前侯孝贤在这片山区，台北县瑞芳镇九份山城，拍摄他的第一部获得“金马奖”的影片《悲情城市》。初出道的梁朝伟在片中扮演哑巴摄影师林文清，辛树芬扮演温柔且坚强的护士吴宽美。宽美初上山的时候，在日记中写下：“昭和二十年十一月初八，好天，有云，（我）上山来金瓜石的矿工医院做事。哥哥没空，请他的好朋友文清来接我。山上的风景很美，想到以后每天都能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中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宽美的声音柔和淡美，娓娓道来，串联起主要情节，成为饱经殖民、离乱、压迫、二二八惨案等无边悲情中的无奈语丝。林家老大文雄死于乱枪，老二被日军强征到菲律宾生死未卜，老三被当作“汉奸”打成痴呆。与宽美结婚的老四林文清因为同情并参与反对国民党压迫的活动，在台北被定为“临时首都”的年月里被捕。最后，独自抚养婴儿的宽美在给林家人的信中说：我们也想过要逃，但不知逃往哪里。阿谦已经长牙，眼睛和笑的神情很像四叔（文清）。九份转冷了，寒芒花开了，满山白茫茫……你们有空来厝里坐坐。

　　五年来我看过五遍《悲情城市》，片中那悠长悲凉的配乐更已听过无数次，熟得不能再熟了，据说是日本神思（S.E.N.S）乐队的代表作。每次看到文质彬彬的文清提着方方正正的行李箱在九份山道上等候公共汽车时，我就会想起我家老屋也有这样的老式竹篾皮箱，是国共内战“解放厦门”时牺牲的爷爷留给父亲的。父亲早年提着它走遍闽南乡镇求学和谋生。记得有一年我们坐错公车，到了漳州方向的路上，半路赶紧下车的时候，我接过父亲手里的竹篾箱子，很沉，很结实。父亲提着这个箱子，带着我越过漳州—泉州公路走回海边家里。一路上父亲很有兴致地拉着我的手逼我背唐诗，用普通话和闽南语各背一遍，说背到第十首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家了。那时候觉得那段路走得好长，现在觉得实在好短。

　　我走在九份的山道上，心里同时盘旋着《悲情城市》的沉缓乐曲和父亲的爽朗笑声。这两种声音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联系，但我怎么老是同时想起呢？原来影片中那个微不足道的行李箱道具，把这两个印象勾连起来。除此以外，闽台两地很多的民风民俗，其实都一样。甚至影片中林文雄干醮的粗话，听起来也格外耳熟，仿佛回到民风彪悍的闽南乡镇。

　　九份的故事，还不只是两岸风俗相通，还有更宽广的历史画面与深刻的现实意涵。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清王朝将隶属于“福建行省”的“台湾府”升格为台湾省。此后十年，台湾与福建仍保持着密切的行政联系，官方文牍都称台湾为“福建台湾省”，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帝国为止。在抗法战争中屡立军功的刘铭传，受命担任台湾建省后首任巡抚，改淡水厅为台北府，在晚清中国“洋务运动”的高潮期开始建设台湾。刘铭传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从台北到鸡笼（今基隆）的铁路，同时开采台北附近的煤矿。这时候问题出来了：在封建末期的大陆和台湾，大量人力都是面朝黄土的农民，谁也没见过铁路，谈何修建？原来，当时美国从广东拐骗大批“猪仔”（劳工苦力）修建横贯东西部的大铁路刚好完工，这些广东籍劳工受美国“排华法案”的压迫，没有出路，只好在中介的引导下渡海来台，修建铁路。有些劳工在美国见识过旧金山金矿的开采，偶然发现八堵铁桥附近的河床中金光隐隐，仔细搜寻，发现细细金砂，再往河流上游追寻，终于发现基隆附近的九份山区藏有金矿，这就是今天我们脚下的金瓜石矿区……

　　1895年以后，日本总督府扩大金瓜石的采矿规模，九份山区人口也随之逐渐增加、繁衍，到20世纪初期一个繁荣的山城出现了：来自台湾各地的矿工劳力、担任经理和技师的日本人、做生意的宁波人、上海人、流离的满洲人，八方辐辏，形成一个复杂的社会，闽南语、广东话、日语、宁波话、上海话在这里满耳嘈杂。《悲情城市》里有一幕在“小上海”酒楼里的会谈，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宁波话先被翻译成广东话，广东话再翻译成闽南话，然后由此反推，双方才得以有效沟通。同胞之间的沟通如此困难，但是当时台人经历日本殖民统治50年，多能通晓日语，反而可以与日本人直接交流。

　　语言的沟通问题自然产生亲疏问题，当时多数台人并不认同自己是日本人，但是要想让他们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他们恐怕马上想到的是：我和这帮大陆客说话又不通，怎么回归祖国？和这帮走私客、贩毒流氓、狡猾的生意人同一国？想都不敢想。这种现实迷惑，往往又与他们内心深处的中华血缘和文化传统相冲突，于是一种渗透骨髓的悲情感，由然而生，无处不在，一有导火索就容易激化。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军队登陆台湾后，台湾民众的态度由对“祖国政府”、“同胞军队”的美好想象和热情迎接，很快转变为疑虑、反感和不满情绪的根源。

　　1922年，为了迎接日本皇太子（就是后来的裕仁天皇）前来度假，总督府特地在九份山腰修建了一座“太子宾馆”，并用当时还较稀罕的水泥修建了微型高尔夫球道，拟供来访的太子玩乐。不过日本太子始终未到，所以建好的宾馆一直闲置。我走过这座现在开发为旅游景点的“太子宾馆”，想到的是各国殖民地对宗主国的迎奉故事，当时台湾经过日本的全面殖民统治和“皇民化”教育，亦未能免。绕过宾馆，沿着山路向上，经过两个“开”字形的日式鸟居牌坊，找到山崖上一座废弃的日本神社。这里只剩下七八根立柱，一幅灰黑萧条的残景，仿佛诉说着当年殖民者在此根植宗教文化的企图心。从这个山崖平台望去，宽美口中的九份山区美景一览无遗。虽然这个季节当然没有满山的寒芒花，但是可以望见无边无际的大海：望北以远是琉球，望西以远是福建，而在海天之际的迷茫远方，大约是我所来自的北京了。

　　我想，这里好像时间的尽头，不过却是空间的原点。

　　不过时间之外还有时间，日本殖民历史结束了，“党国”统治降临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过后，蒋介石应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的请求，派兵从基隆登台，陈仪借以对全岛进行“戒严”（martial law），这一戒严就是三十八年，举世罕见。这个行政长官公署等于日本总督府的复制品，其统治的严酷程度，较之于后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陈仪很快就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九份的金瓜石金矿，把跟随国民党流亡到台的大陆各省有权势有关系者安插到矿区，接替日本人高踞大部分管理位置。于是，金瓜石矿区继续开采，原先的台湾矿工依旧是矿工。今天树立在矿区门口那憨厚的“阿金伯”塑像，满面黑黝，笑容古意，就是当年辛勤劳作的矿工的典型形象。一直到1970年代初，矿区资源耗竭，才停止开采。到今天，整座矿山地下都是绵密的废弃矿道，地面上则建立起黄金博物馆，供人游览观光。

　　九份和金瓜石矿山的历史意味着自19世纪80年代起台湾就不是早期全球化中的孤岛，反而深受资本主义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形成中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影响。闽籍移民和粤籍劳工一起建设台湾，不过他们背后的支配性力量，除了早期为求谋生的自发移民动力以外，还有不断流动的国际政治经济因素。无辜的人们，每年每月，都受着无名力量的推动，所有行事即为历史，亦即今天的来源。倘若，我们切断过去与现在联系，不顾切身处地者的感受，那么摆在眼前的，不是剩下破碎的历史残局，就是互不妥协的利益格局。现实的对抗性问题如果无解，又不愿溯源究底更正历史上的错失，那么也许只会形成新的对抗。

　　对这些全球力量作分析，可以不断深入下去。在北大、清华书斋研习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国际劳工分工与阶级分化，或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要素流动、资本推动原理、全球自由市场秩序的自发扩展等等，都或多或少地解释二十世纪的全球劳力流动问题。不过一想到多少苦命人在其间辗转流离，想象那种无家亡命的感受，有时我对各种政治与经济分析兴味索然。

　　那天我还和几位淡江大学的研究生费劲地穿过极为人潮汹涌的九份老街，找到九份国小门口一家据说最好吃的店铺，一人一碗美味的芋圆汤，坐在临海的窗台上小憩，望着远处的磅礴大海，品着心中的悲情城市……。

　　那几天访问九份以及瑞芳、淡水等乡镇后，回到淡水寓所我接到朋友转发的“两岸关系构想”性的文章，有理有据，大国意气。朋友问我文章如何？吹够了亘古如一的腥味海风，思索此土此民的历史境遇与现实景况后，我只是淡淡地说，文章不错，但是缺少感觉。为什么呢？就我有限的学界经验，我发觉很多关心两岸关系的朋友常常在宏大叙事之时，忽略了台湾乃至与两岸关系切身相关的人们内心的真实感受。法令、规则、制度、条约、协议……往往是有国界限制的，但是人心，是跨界的。更值得考虑的是如何真实地了解人心，引导各种政治经济力量适应人心，慰藉人心，适当引导人心，而不是闭门造车，炮制自大理论。

　　有一次饭桌上几位台湾学者问我来台有何研究任务，要查什么资料？我笑言：我是来寻找感觉的，感觉比资料重要。大家一起笑过之后，我心里说，确实，我是来寻找感觉的。

　　特约作者郑振清。欢迎评论，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

Summary: The travel diary of Dr. Zheng. He is invited to Taiwan for cultural exchange this year.

　　4月20日：台北县九份，“悲情城市”。

　　公共汽车沿着崎岖的山道盘旋而上，山区的景象苍翠明朗，山外就是磅礴的大海，潮声隐隐无边，带来湿润的气息。我看着车外时缓时急的山坡，想起了文清和宽美。这对悲伤而无奈的青年夫妻，曾经生活在一段磅礴无边的历史悲情里。

　　二十年前侯孝贤在这片山区，台北县瑞芳镇九份山城，拍摄他的第一部获得“金马奖”的影片《悲情城市》。初出道的梁朝伟在片中扮演哑巴摄影师林文清，辛树芬扮演温柔且坚强的护士吴宽美。宽美初上山的时候，在日记中写下：“昭和二十年十一月初八，好天，有云，（我）上山来金瓜石的矿工医院做事。哥哥没空，请他的好朋友文清来接我。山上的风景很美，想到以后每天都能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中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宽美的声音柔和淡美，娓娓道来，串联起主要情节，成为饱经殖民、离乱、压迫、二二八惨案等无边悲情中的无奈语丝。林家老大文雄死于乱枪，老二被日军强征到菲律宾生死未卜，老三被当作“汉奸”打成痴呆。与宽美结婚的老四林文清因为同情并参与反对国民党压迫的活动，在台北被定为“临时首都”的年月里被捕。最后，独自抚养婴儿的宽美在给林家人的信中说：我们也想过要逃，但不知逃往哪里。阿谦已经长牙，眼睛和笑的神情很像四叔（文清）。九份转冷了，寒芒花开了，满山白茫茫……你们有空来厝里坐坐。

　　五年来我看过五遍《悲情城市》，片中那悠长悲凉的配乐更已听过无数次，熟得不能再熟了，据说是日本神思（S.E.N.S）乐队的代表作。每次看到文质彬彬的文清提着方方正正的行李箱在九份山道上等候公共汽车时，我就会想起我家老屋也有这样的老式竹篾皮箱，是国共内战“解放厦门”时牺牲的爷爷留给父亲的。父亲早年提着它走遍闽南乡镇求学和谋生。记得有一年我们坐错公车，到了漳州方向的路上，半路赶紧下车的时候，我接过父亲手里的竹篾箱子，很沉，很结实。父亲提着这个箱子，带着我越过漳州—泉州公路走回海边家里。一路上父亲很有兴致地拉着我的手逼我背唐诗，用普通话和闽南语各背一遍，说背到第十首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家了。那时候觉得那段路走得好长，现在觉得实在好短。

　　我走在九份的山道上，心里同时盘旋着《悲情城市》的沉缓乐曲和父亲的爽朗笑声。这两种声音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联系，但我怎么老是同时想起呢？原来影片中那个微不足道的行李箱道具，把这两个印象勾连起来。除此以外，闽台两地很多的民风民俗，其实都一样。甚至影片中林文雄干醮的粗话，听起来也格外耳熟，仿佛回到民风彪悍的闽南乡镇。

　　九份的故事，还不只是两岸风俗相通，还有更宽广的历史画面与深刻的现实意涵。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清王朝将隶属于“福建行省”的“台湾府”升格为台湾省。此后十年，台湾与福建仍保持着密切的行政联系，官方文牍都称台湾为“福建台湾省”，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帝国为止。在抗法战争中屡立军功的刘铭传，受命担任台湾建省后首任巡抚，改淡水厅为台北府，在晚清中国“洋务运动”的高潮期开始建设台湾。刘铭传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从台北到鸡笼（今基隆）的铁路，同时开采台北附近的煤矿。这时候问题出来了：在封建末期的大陆和台湾，大量人力都是面朝黄土的农民，谁也没见过铁路，谈何修建？原来，当时美国从广东拐骗大批“猪仔”（劳工苦力）修建横贯东西部的大铁路刚好完工，这些广东籍劳工受美国“排华法案”的压迫，没有出路，只好在中介的引导下渡海来台，修建铁路。有些劳工在美国见识过旧金山金矿的开采，偶然发现八堵铁桥附近的河床中金光隐隐，仔细搜寻，发现细细金砂，再往河流上游追寻，终于发现基隆附近的九份山区藏有金矿，这就是今天我们脚下的金瓜石矿区……

　　1895年以后，日本总督府扩大金瓜石的采矿规模，九份山区人口也随之逐渐增加、繁衍，到20世纪初期一个繁荣的山城出现了：来自台湾各地的矿工劳力、担任经理和技师的日本人、做生意的宁波人、上海人、流离的满洲人，八方辐辏，形成一个复杂的社会，闽南语、广东话、日语、宁波话、上海话在这里满耳嘈杂。《悲情城市》里有一幕在“小上海”酒楼里的会谈，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宁波话先被翻译成广东话，广东话再翻译成闽南话，然后由此反推，双方才得以有效沟通。同胞之间的沟通如此困难，但是当时台人经历日本殖民统治50年，多能通晓日语，反而可以与日本人直接交流。

　　语言的沟通问题自然产生亲疏问题，当时多数台人并不认同自己是日本人，但是要想让他们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他们恐怕马上想到的是：我和这帮大陆客说话又不通，怎么回归祖国？和这帮走私客、贩毒流氓、狡猾的生意人同一国？想都不敢想。这种现实迷惑，往往又与他们内心深处的中华血缘和文化传统相冲突，于是一种渗透骨髓的悲情感，由然而生，无处不在，一有导火索就容易激化。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军队登陆台湾后，台湾民众的态度由对“祖国政府”、“同胞军队”的美好想象和热情迎接，很快转变为疑虑、反感和不满情绪的根源。

　　1922年，为了迎接日本皇太子（就是后来的裕仁天皇）前来度假，总督府特地在九份山腰修建了一座“太子宾馆”，并用当时还较稀罕的水泥修建了微型高尔夫球道，拟供来访的太子玩乐。不过日本太子始终未到，所以建好的宾馆一直闲置。我走过这座现在开发为旅游景点的“太子宾馆”，想到的是各国殖民地对宗主国的迎奉故事，当时台湾经过日本的全面殖民统治和“皇民化”教育，亦未能免。绕过宾馆，沿着山路向上，经过两个“开”字形的日式鸟居牌坊，找到山崖上一座废弃的日本神社。这里只剩下七八根立柱，一幅灰黑萧条的残景，仿佛诉说着当年殖民者在此根植宗教文化的企图心。从这个山崖平台望去，宽美口中的九份山区美景一览无遗。虽然这个季节当然没有满山的寒芒花，但是可以望见无边无际的大海：望北以远是琉球，望西以远是福建，而在海天之际的迷茫远方，大约是我所来自的北京了。

　　我想，这里好像时间的尽头，不过却是空间的原点。

　　不过时间之外还有时间，日本殖民历史结束了，“党国”统治降临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过后，蒋介石应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的请求，派兵从基隆登台，陈仪借以对全岛进行“戒严”（martial law），这一戒严就是三十八年，举世罕见。这个行政长官公署等于日本总督府的复制品，其统治的严酷程度，较之于后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陈仪很快就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九份的金瓜石金矿，把跟随国民党流亡到台的大陆各省有权势有关系者安插到矿区，接替日本人高踞大部分管理位置。于是，金瓜石矿区继续开采，原先的台湾矿工依旧是矿工。今天树立在矿区门口那憨厚的“阿金伯”塑像，满面黑黝，笑容古意，就是当年辛勤劳作的矿工的典型形象。一直到1970年代初，矿区资源耗竭，才停止开采。到今天，整座矿山地下都是绵密的废弃矿道，地面上则建立起黄金博物馆，供人游览观光。

　　九份和金瓜石矿山的历史意味着自19世纪80年代起台湾就不是早期全球化中的孤岛，反而深受资本主义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形成中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影响。闽籍移民和粤籍劳工一起建设台湾，不过他们背后的支配性力量，除了早期为求谋生的自发移民动力以外，还有不断流动的国际政治经济因素。无辜的人们，每年每月，都受着无名力量的推动，所有行事即为历史，亦即今天的来源。倘若，我们切断过去与现在联系，不顾切身处地者的感受，那么摆在眼前的，不是剩下破碎的历史残局，就是互不妥协的利益格局。现实的对抗性问题如果无解，又不愿溯源究底更正历史上的错失，那么也许只会形成新的对抗。

　　对这些全球力量作分析，可以不断深入下去。在北大、清华书斋研习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国际劳工分工与阶级分化，或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要素流动、资本推动原理、全球自由市场秩序的自发扩展等等，都或多或少地解释二十世纪的全球劳力流动问题。不过一想到多少苦命人在其间辗转流离，想象那种无家亡命的感受，有时我对各种政治与经济分析兴味索然。

　　那天我还和几位淡江大学的研究生费劲地穿过极为人潮汹涌的九份老街，找到九份国小门口一家据说最好吃的店铺，一人一碗美味的芋圆汤，坐在临海的窗台上小憩，望着远处的磅礴大海，品着心中的悲情城市……。

　　那几天访问九份以及瑞芳、淡水等乡镇后，回到淡水寓所我接到朋友转发的“两岸关系构想”性的文章，有理有据，大国意气。朋友问我文章如何？吹够了亘古如一的腥味海风，思索此土此民的历史境遇与现实景况后，我只是淡淡地说，文章不错，但是缺少感觉。为什么呢？就我有限的学界经验，我发觉很多关心两岸关系的朋友常常在宏大叙事之时，忽略了台湾乃至与两岸关系切身相关的人们内心的真实感受。法令、规则、制度、条约、协议……往往是有国界限制的，但是人心，是跨界的。更值得考虑的是如何真实地了解人心，引导各种政治经济力量适应人心，慰藉人心，适当引导人心，而不是闭门造车，炮制自大理论。

　　有一次饭桌上几位台湾学者问我来台有何研究任务，要查什么资料？我笑言：我是来寻找感觉的，感觉比资料重要。大家一起笑过之后，我心里说，确实，我是来寻找感觉的。

　　特约作者郑振清。欢迎评论，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

Summary: The travel diary of Dr. Zheng. He is invited to Taiwan for cultural exchange this year.

　　4月12-13日：（台北市）政治大学，“两岸政经转型与民主发展”研讨会。

　　4月11日晚上我在信义路诚品书店的地上好书与地下美食中流连往返时，接到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李酉潭教授来电，提醒我记得参加翌日在政大举办的学术会议。4月12日是周六，细雨蒙蒙，一大早我从淡水镇搭乘捷运，再转乘计程车赶赴位于台北市文山区的政治大学参加三二二大选之后台湾政治学界第一场重要聚会“两岸政治经济转型与民主发展——新政府人事、政策与互动取向”学术研讨会。

　　一路上，计程车司机黄师傅不时被车内移动屏幕上关于“萧胡会”的报道吸引，主动用“台语”（闽南语）对我说：萧仔不孬，最好再帮忙把大陆客拉来，生意卡好赚。我顺着话头也用闽南语问他：昨晚民视和三立电视台的名嘴还骂萧“自我矮化”，“丧失国格和主体”，不觉得吗？他说：甭再那样讲了，没意思啦，以前拢信，现在听听就好，顾好生活卡重要。生活不好，哪里来的国格和主体？……我想起此前一天，在淡水镇渔人码头和台北市龙山寺，和当地民众聊天时都听到希望马英九施政团队今后少争论、多做事的议论。身处台湾社会基层，常常感受到的是对意识形态争论的无奈和厌倦，对寻找发展机会的渴望。

　　不过，一走入政治大学的学术会场，立刻感受到迥然不同的氛围：政治转型、台湾民主启蒙中国、台湾体意识、民主巩固、维护主权等抽象概念纷沓而来。几位台湾重要的政治学者，从本次大选的和平落幕和理性投票中归纳出台湾民主的进步与巩固，主权与主体意识得到强化等观点，语气中不时流露出台湾民主相对于中国大陆的道德优越感，同时也担忧国民党会与中共走得太近，担心马英九无力捍卫台湾主体性……一位素有声望的学者不无担心地表示：此次选举结果证明，选民目前考量更多的是国共合作带来的利益，由此埋下了今后四年台湾逐步丧失国家主体性之隐患。言罢不忘讥讽三年前连战在北大的演讲……台下掌声热烈。

　　我静坐台下，不由得想到，学界和民众的感知，怎么会有如此之大的落差？同时也自思：我也是一个研究者，我所感受到的这种落差，是否客观？是不是因为同情底层社会心态，因此怀疑西装革履的学术界？或者是，当前的学界话语本身与普罗大众存在隔阂？这些问题让我一时陷入迷思，甚至想到，要是我还有另一个自我，那么由“我的他”/“他的我”来看这个自我，也许会更加超越，更加客观，拥有更高的理性罢？

　　努力收敛心思，摆脱迷思的线索，也许就是辨识“利益”与“主体性”的关系问题。“利益考量”到底何意？“台湾主体性”具体指什么？给这两个概念下定义很容易，但恐怕只会制造更多的迷思。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奥康姆曾经烦恼神学教义太多太复杂，因此提出被称为“奥康姆剃刀”（Ockham's Razor）的原则——“若无必要，勿增实体”（Pluralitas non est ponenda sine necessitate），就是希望用最简约的原理来说明事理，防止多思的人们自相矛盾、制造困扰。是以，现在没有必要学究气十足地把“利益”和“主体”截然对立，张扬其中对学者们来说具有绝对诱惑力的概念张力。我想，回到以这片土地上人民的感受来考虑问题，“利益”和“主体”实际上相互渗透，密不可分。没有实际的发展权利、没有符合期待的实际利益，“主体性”不过是一面情绪张扬的旗帜；同时，没有集体觉醒的本土主体思维，今天的利益可能保留不到明天。那么，以世俗的日常民生发展为基本内涵的利益考量，和以集体命运感及新兴自由民主理念为主要内涵的台湾主体性之间，没有温润可感的关联脉络呢？

　　有的，并且不难找到。只要换一种思路即可发现。

　　几年前，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启发我们思考一种兼顾自由民主理念与务实发展实践的现实路径。今天我忽然想到，这种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思路，同样可以作为台湾利益与台湾主体之间的沟通桥梁。素有“经济学家的良心”之称的阿玛蒂亚·森，重新接续古典经济学关注人的幸福生活的伦理传统，强调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并将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认为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等观点。森并不是要去寻找其他指标或新发展要素来取代这些“狭隘的发展观”使用过的工具要素，而是通过扩大发展内涵并从“实质自由”的新视角来包容这些要素，把发展的最高标准定位为以人为中心的实质自由，从而恢复了人自身在发展中本来应有的终极价值。“实质自由”是森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人们具有享受起码生活水平、免于各种困苦的能力，同时又包括诸如有机会接受教育、发表言论、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等的权利和资格。要扩展个人的实质自由以促进全面的发展，就要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塑成个人“可行能力”的各种政治安排和社会因素，例如，教育和医疗卫生、参与民主和公开的社会讨论。所以，这种实质自由的原则、目的和实施路径就是要顾及普通民众的实际权益，促成整体的、均衡的可持续发展。阿马蒂亚·森以印度、非洲的民主与发展的关系为思考面和理论着力点，所提的新发展思路也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借鉴并具体化为一套独特的发展理论范式——“人类发展分析路径”，直接关注减少贫困、可持续发展、性别问题、全球化以及社会民主参与等问题，直接成果就是每年的《人类发展报告》。1998年，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想，今天台湾的发展与民主水平，应该不是印度和非洲可以比拟的，但是阿马蒂亚·森的“实质自由”并没有不适用之处。不管是发达社会，还是欠发达社会，利益与权利虽然常常构成经济发展跷跷板的两端，但选择好恰当的支点——一套公平获得利益的权利保障制度——即可保持发展的平衡。这个支点，也就是一种受到法律和制度保障的“实质自由”。台湾也一样，仔细省思，可以观察到这个美好的社会正在逐步扎稳这么一个支点。

　　此外，近代以来台湾曲折的历史遭遇，使得“主体性”拥有很多排斥外来力量支配的涵义，也锻炼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寻求发展和利益的自主性格。为此，近二十年来他们逐渐完善很多保障实质自由的制度，但同时也存在敏感脆弱的心理。毕竟，台湾很小，正如2004年7月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发表的长文“Blue and Green in the South China Sea”所评论的，台湾不管民主制度多么健全，多么渴望自主，其实都无法摆脱大国依附状态，从历史上看曾是日本殖民地，从现实看是美国政治军事看护下的政治经济体，也许将来无法摆脱不断崛起的中国大陆的经济社会影响。这篇文章实际上驳了其胞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关于台湾人可以有一种“海外移民型民族主义共同体”的“想象”，给不少热衷于发明区别于中华民族的“台湾民族”的学者头上泼了一瓢冷水。冷水作用之外，如果能促使更多的人深入思考一种开放、务实、宽容的主体观念，探索一种以发展权利为基础的实质自由思路，那么关于实质自由和健全民主的整套制度，也许会因为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及全球化趋势相对接，而更加稳定，获得更多的承认。

　　毕竟，这个世界上还喜欢深挖“主体性”理论内涵的地方，除了台湾，好像只有朝鲜了。应该有不少人不希望有一天“主体思想”火炬也光耀全台吧？很多人倒是希望台湾能够在龙腾虎跃的亚太世纪中继续发展，而不是再像前几年一样画地为牢，再“坐牢惜别”，自我崇高。

　　政治大学的学术会议为期两天，这两天我头脑里塞满了许多耳熟能详的政治经济论述，肚子里塞满味道不错的日本式便当盒饭。偶尔我会看看窗外，我想我应该像那只春天的鸟儿一样，藏在窗外的树梢上旁观旁听，这样会更好地省视这里的研究者，自由地玩转这里的思维，而且树上的虫子啄起来貌似更野味。在古希腊哲学语义中，“理论”（theorie）和“旁观”（theoria）乃是同义词，而旁观意味着一种“非实践”姿态的思考。是的，有那么一刻，我渴望离开这些瓶瓶罐罐的学术，到拥挤的人群中去，到熙攘的市镇中去。谥号“思王”的曹子建行走七步可以成诗，我也想多行走几步，多多旁观，看看能寻到什么思？

　　特约作者郑振清。欢迎评论，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

Summary: The travel diary of Dr. Zheng. He is invited to Taiwan for cultural exchange this year.

　　4月12-13日：（台北市）政治大学，“两岸政经转型与民主发展”研讨会。

　　4月11日晚上我在信义路诚品书店的地上好书与地下美食中流连往返时，接到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李酉潭教授来电，提醒我记得参加翌日在政大举办的学术会议。4月12日是周六，细雨蒙蒙，一大早我从淡水镇搭乘捷运，再转乘计程车赶赴位于台北市文山区的政治大学参加三二二大选之后台湾政治学界第一场重要聚会“两岸政治经济转型与民主发展——新政府人事、政策与互动取向”学术研讨会。

　　一路上，计程车司机黄师傅不时被车内移动屏幕上关于“萧胡会”的报道吸引，主动用“台语”（闽南语）对我说：萧仔不孬，最好再帮忙把大陆客拉来，生意卡好赚。我顺着话头也用闽南语问他：昨晚民视和三立电视台的名嘴还骂萧“自我矮化”，“丧失国格和主体”，不觉得吗？他说：甭再那样讲了，没意思啦，以前拢信，现在听听就好，顾好生活卡重要。生活不好，哪里来的国格和主体？……我想起此前一天，在淡水镇渔人码头和台北市龙山寺，和当地民众聊天时都听到希望马英九施政团队今后少争论、多做事的议论。身处台湾社会基层，常常感受到的是对意识形态争论的无奈和厌倦，对寻找发展机会的渴望。

　　不过，一走入政治大学的学术会场，立刻感受到迥然不同的氛围：政治转型、台湾民主启蒙中国、台湾体意识、民主巩固、维护主权等抽象概念纷沓而来。几位台湾重要的政治学者，从本次大选的和平落幕和理性投票中归纳出台湾民主的进步与巩固，主权与主体意识得到强化等观点，语气中不时流露出台湾民主相对于中国大陆的道德优越感，同时也担忧国民党会与中共走得太近，担心马英九无力捍卫台湾主体性……一位素有声望的学者不无担心地表示：此次选举结果证明，选民目前考量更多的是国共合作带来的利益，由此埋下了今后四年台湾逐步丧失国家主体性之隐患。言罢不忘讥讽三年前连战在北大的演讲……台下掌声热烈。

　　我静坐台下，不由得想到，学界和民众的感知，怎么会有如此之大的落差？同时也自思：我也是一个研究者，我所感受到的这种落差，是否客观？是不是因为同情底层社会心态，因此怀疑西装革履的学术界？或者是，当前的学界话语本身与普罗大众存在隔阂？这些问题让我一时陷入迷思，甚至想到，要是我还有另一个自我，那么由“我的他”/“他的我”来看这个自我，也许会更加超越，更加客观，拥有更高的理性罢？

　　努力收敛心思，摆脱迷思的线索，也许就是辨识“利益”与“主体性”的关系问题。“利益考量”到底何意？“台湾主体性”具体指什么？给这两个概念下定义很容易，但恐怕只会制造更多的迷思。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奥康姆曾经烦恼神学教义太多太复杂，因此提出被称为“奥康姆剃刀”（Ockham's Razor）的原则——“若无必要，勿增实体”（Pluralitas non est ponenda sine necessitate），就是希望用最简约的原理来说明事理，防止多思的人们自相矛盾、制造困扰。是以，现在没有必要学究气十足地把“利益”和“主体”截然对立，张扬其中对学者们来说具有绝对诱惑力的概念张力。我想，回到以这片土地上人民的感受来考虑问题，“利益”和“主体”实际上相互渗透，密不可分。没有实际的发展权利、没有符合期待的实际利益，“主体性”不过是一面情绪张扬的旗帜；同时，没有集体觉醒的本土主体思维，今天的利益可能保留不到明天。那么，以世俗的日常民生发展为基本内涵的利益考量，和以集体命运感及新兴自由民主理念为主要内涵的台湾主体性之间，没有温润可感的关联脉络呢？

　　有的，并且不难找到。只要换一种思路即可发现。

　　几年前，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启发我们思考一种兼顾自由民主理念与务实发展实践的现实路径。今天我忽然想到，这种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思路，同样可以作为台湾利益与台湾主体之间的沟通桥梁。素有“经济学家的良心”之称的阿玛蒂亚·森，重新接续古典经济学关注人的幸福生活的伦理传统，强调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并将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认为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等观点。森并不是要去寻找其他指标或新发展要素来取代这些“狭隘的发展观”使用过的工具要素，而是通过扩大发展内涵并从“实质自由”的新视角来包容这些要素，把发展的最高标准定位为以人为中心的实质自由，从而恢复了人自身在发展中本来应有的终极价值。“实质自由”是森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人们具有享受起码生活水平、免于各种困苦的能力，同时又包括诸如有机会接受教育、发表言论、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等的权利和资格。要扩展个人的实质自由以促进全面的发展，就要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塑成个人“可行能力”的各种政治安排和社会因素，例如，教育和医疗卫生、参与民主和公开的社会讨论。所以，这种实质自由的原则、目的和实施路径就是要顾及普通民众的实际权益，促成整体的、均衡的可持续发展。阿马蒂亚·森以印度、非洲的民主与发展的关系为思考面和理论着力点，所提的新发展思路也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借鉴并具体化为一套独特的发展理论范式——“人类发展分析路径”，直接关注减少贫困、可持续发展、性别问题、全球化以及社会民主参与等问题，直接成果就是每年的《人类发展报告》。1998年，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想，今天台湾的发展与民主水平，应该不是印度和非洲可以比拟的，但是阿马蒂亚·森的“实质自由”并没有不适用之处。不管是发达社会，还是欠发达社会，利益与权利虽然常常构成经济发展跷跷板的两端，但选择好恰当的支点——一套公平获得利益的权利保障制度——即可保持发展的平衡。这个支点，也就是一种受到法律和制度保障的“实质自由”。台湾也一样，仔细省思，可以观察到这个美好的社会正在逐步扎稳这么一个支点。

　　此外，近代以来台湾曲折的历史遭遇，使得“主体性”拥有很多排斥外来力量支配的涵义，也锻炼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寻求发展和利益的自主性格。为此，近二十年来他们逐渐完善很多保障实质自由的制度，但同时也存在敏感脆弱的心理。毕竟，台湾很小，正如2004年7月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发表的长文“Blue and Green in the South China Sea”所评论的，台湾不管民主制度多么健全，多么渴望自主，其实都无法摆脱大国依附状态，从历史上看曾是日本殖民地，从现实看是美国政治军事看护下的政治经济体，也许将来无法摆脱不断崛起的中国大陆的经济社会影响。这篇文章实际上驳了其胞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关于台湾人可以有一种“海外移民型民族主义共同体”的“想象”，给不少热衷于发明区别于中华民族的“台湾民族”的学者头上泼了一瓢冷水。冷水作用之外，如果能促使更多的人深入思考一种开放、务实、宽容的主体观念，探索一种以发展权利为基础的实质自由思路，那么关于实质自由和健全民主的整套制度，也许会因为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及全球化趋势相对接，而更加稳定，获得更多的承认。

　　毕竟，这个世界上还喜欢深挖“主体性”理论内涵的地方，除了台湾，好像只有朝鲜了。应该有不少人不希望有一天“主体思想”火炬也光耀全台吧？很多人倒是希望台湾能够在龙腾虎跃的亚太世纪中继续发展，而不是再像前几年一样画地为牢，再“坐牢惜别”，自我崇高。

　　政治大学的学术会议为期两天，这两天我头脑里塞满了许多耳熟能详的政治经济论述，肚子里塞满味道不错的日本式便当盒饭。偶尔我会看看窗外，我想我应该像那只春天的鸟儿一样，藏在窗外的树梢上旁观旁听，这样会更好地省视这里的研究者，自由地玩转这里的思维，而且树上的虫子啄起来貌似更野味。在古希腊哲学语义中，“理论”（theorie）和“旁观”（theoria）乃是同义词，而旁观意味着一种“非实践”姿态的思考。是的，有那么一刻，我渴望离开这些瓶瓶罐罐的学术，到拥挤的人群中去，到熙攘的市镇中去。谥号“思王”的曹子建行走七步可以成诗，我也想多行走几步，多多旁观，看看能寻到什么思？

　　特约作者郑振清。欢迎评论，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

Summary: The travel diary of Dr. Zheng. He is invited to Taiwan for cultural exchange this year.

　　4月12-13日：（台北市）政治大学，“两岸政经转型与民主发展”研讨会。

　　4月11日晚上我在信义路诚品书店的地上好书与地下美食中流连往返时，接到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李酉潭教授来电，提醒我记得参加翌日在政大举办的学术会议。4月12日是周六，细雨蒙蒙，一大早我从淡水镇搭乘捷运，再转乘计程车赶赴位于台北市文山区的政治大学参加三二二大选之后台湾政治学界第一场重要聚会“两岸政治经济转型与民主发展——新政府人事、政策与互动取向”学术研讨会。

　　一路上，计程车司机黄师傅不时被车内移动屏幕上关于“萧胡会”的报道吸引，主动用“台语”（闽南语）对我说：萧仔不孬，最好再帮忙把大陆客拉来，生意卡好赚。我顺着话头也用闽南语问他：昨晚民视和三立电视台的名嘴还骂萧“自我矮化”，“丧失国格和主体”，不觉得吗？他说：甭再那样讲了，没意思啦，以前拢信，现在听听就好，顾好生活卡重要。生活不好，哪里来的国格和主体？……我想起此前一天，在淡水镇渔人码头和台北市龙山寺，和当地民众聊天时都听到希望马英九施政团队今后少争论、多做事的议论。身处台湾社会基层，常常感受到的是对意识形态争论的无奈和厌倦，对寻找发展机会的渴望。

　　不过，一走入政治大学的学术会场，立刻感受到迥然不同的氛围：政治转型、台湾民主启蒙中国、台湾体意识、民主巩固、维护主权等抽象概念纷沓而来。几位台湾重要的政治学者，从本次大选的和平落幕和理性投票中归纳出台湾民主的进步与巩固，主权与主体意识得到强化等观点，语气中不时流露出台湾民主相对于中国大陆的道德优越感，同时也担忧国民党会与中共走得太近，担心马英九无力捍卫台湾主体性……一位素有声望的学者不无担心地表示：此次选举结果证明，选民目前考量更多的是国共合作带来的利益，由此埋下了今后四年台湾逐步丧失国家主体性之隐患。言罢不忘讥讽三年前连战在北大的演讲……台下掌声热烈。

　　我静坐台下，不由得想到，学界和民众的感知，怎么会有如此之大的落差？同时也自思：我也是一个研究者，我所感受到的这种落差，是否客观？是不是因为同情底层社会心态，因此怀疑西装革履的学术界？或者是，当前的学界话语本身与普罗大众存在隔阂？这些问题让我一时陷入迷思，甚至想到，要是我还有另一个自我，那么由“我的他”/“他的我”来看这个自我，也许会更加超越，更加客观，拥有更高的理性罢？

　　努力收敛心思，摆脱迷思的线索，也许就是辨识“利益”与“主体性”的关系问题。“利益考量”到底何意？“台湾主体性”具体指什么？给这两个概念下定义很容易，但恐怕只会制造更多的迷思。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奥康姆曾经烦恼神学教义太多太复杂，因此提出被称为“奥康姆剃刀”（Ockham's Razor）的原则——“若无必要，勿增实体”（Pluralitas non est ponenda sine necessitate），就是希望用最简约的原理来说明事理，防止多思的人们自相矛盾、制造困扰。是以，现在没有必要学究气十足地把“利益”和“主体”截然对立，张扬其中对学者们来说具有绝对诱惑力的概念张力。我想，回到以这片土地上人民的感受来考虑问题，“利益”和“主体”实际上相互渗透，密不可分。没有实际的发展权利、没有符合期待的实际利益，“主体性”不过是一面情绪张扬的旗帜；同时，没有集体觉醒的本土主体思维，今天的利益可能保留不到明天。那么，以世俗的日常民生发展为基本内涵的利益考量，和以集体命运感及新兴自由民主理念为主要内涵的台湾主体性之间，没有温润可感的关联脉络呢？

　　有的，并且不难找到。只要换一种思路即可发现。

　　几年前，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启发我们思考一种兼顾自由民主理念与务实发展实践的现实路径。今天我忽然想到，这种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思路，同样可以作为台湾利益与台湾主体之间的沟通桥梁。素有“经济学家的良心”之称的阿玛蒂亚·森，重新接续古典经济学关注人的幸福生活的伦理传统，强调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并将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认为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等观点。森并不是要去寻找其他指标或新发展要素来取代这些“狭隘的发展观”使用过的工具要素，而是通过扩大发展内涵并从“实质自由”的新视角来包容这些要素，把发展的最高标准定位为以人为中心的实质自由，从而恢复了人自身在发展中本来应有的终极价值。“实质自由”是森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人们具有享受起码生活水平、免于各种困苦的能力，同时又包括诸如有机会接受教育、发表言论、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等的权利和资格。要扩展个人的实质自由以促进全面的发展，就要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塑成个人“可行能力”的各种政治安排和社会因素，例如，教育和医疗卫生、参与民主和公开的社会讨论。所以，这种实质自由的原则、目的和实施路径就是要顾及普通民众的实际权益，促成整体的、均衡的可持续发展。阿马蒂亚·森以印度、非洲的民主与发展的关系为思考面和理论着力点，所提的新发展思路也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借鉴并具体化为一套独特的发展理论范式——“人类发展分析路径”，直接关注减少贫困、可持续发展、性别问题、全球化以及社会民主参与等问题，直接成果就是每年的《人类发展报告》。1998年，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想，今天台湾的发展与民主水平，应该不是印度和非洲可以比拟的，但是阿马蒂亚·森的“实质自由”并没有不适用之处。不管是发达社会，还是欠发达社会，利益与权利虽然常常构成经济发展跷跷板的两端，但选择好恰当的支点——一套公平获得利益的权利保障制度——即可保持发展的平衡。这个支点，也就是一种受到法律和制度保障的“实质自由”。台湾也一样，仔细省思，可以观察到这个美好的社会正在逐步扎稳这么一个支点。

　　此外，近代以来台湾曲折的历史遭遇，使得“主体性”拥有很多排斥外来力量支配的涵义，也锻炼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寻求发展和利益的自主性格。为此，近二十年来他们逐渐完善很多保障实质自由的制度，但同时也存在敏感脆弱的心理。毕竟，台湾很小，正如2004年7月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发表的长文“Blue and Green in the South China Sea”所评论的，台湾不管民主制度多么健全，多么渴望自主，其实都无法摆脱大国依附状态，从历史上看曾是日本殖民地，从现实看是美国政治军事看护下的政治经济体，也许将来无法摆脱不断崛起的中国大陆的经济社会影响。这篇文章实际上驳了其胞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关于台湾人可以有一种“海外移民型民族主义共同体”的“想象”，给不少热衷于发明区别于中华民族的“台湾民族”的学者头上泼了一瓢冷水。冷水作用之外，如果能促使更多的人深入思考一种开放、务实、宽容的主体观念，探索一种以发展权利为基础的实质自由思路，那么关于实质自由和健全民主的整套制度，也许会因为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及全球化趋势相对接，而更加稳定，获得更多的承认。

　　毕竟，这个世界上还喜欢深挖“主体性”理论内涵的地方，除了台湾，好像只有朝鲜了。应该有不少人不希望有一天“主体思想”火炬也光耀全台吧？很多人倒是希望台湾能够在龙腾虎跃的亚太世纪中继续发展，而不是再像前几年一样画地为牢，再“坐牢惜别”，自我崇高。

　　政治大学的学术会议为期两天，这两天我头脑里塞满了许多耳熟能详的政治经济论述，肚子里塞满味道不错的日本式便当盒饭。偶尔我会看看窗外，我想我应该像那只春天的鸟儿一样，藏在窗外的树梢上旁观旁听，这样会更好地省视这里的研究者，自由地玩转这里的思维，而且树上的虫子啄起来貌似更野味。在古希腊哲学语义中，“理论”（theorie）和“旁观”（theoria）乃是同义词，而旁观意味着一种“非实践”姿态的思考。是的，有那么一刻，我渴望离开这些瓶瓶罐罐的学术，到拥挤的人群中去，到熙攘的市镇中去。谥号“思王”的曹子建行走七步可以成诗，我也想多行走几步，多多旁观，看看能寻到什么思？

　　特约作者郑振清。欢迎评论，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

Summary: LobbyChina will serialize the travel diary of Dr. Zheng Zhen-Qing. He is invited to Taiwan for cultural exchange this year.

　　自本期起，《游说观察》将连载郑振清博士的《海峡行思录》，郑博士是我的本科师兄，在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供职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引子 

　　2008年4月，我应台湾淡江大学的邀请赴台湾进行学术访问。台湾，这个以三十多年经济发展奇迹和十多年政治民主转型奇迹著称的政治经济体，经历民进党执政八年之后，以相对平和、理性的选举将马英九和国民党推上执政权位。从三二二大选到五二零就职的这段时间，正是台湾政治社会要素重新洗牌的关键转型期：国民党大胜之后要重新适应执政党身份，民进党大败之后面临激烈的内部改革和派系整顿，同时更受瞩目的是新领导人马英九如何利用不到两个月的宝贵时机，弥平社会分歧，确认施政纲领，部署内阁人事，准备落实竞选政见。可以说，这个四月份乃是台湾新旧政局转换的“关节点”，也是选后台湾社会变动的“出发点”，对研究者来说，实在是最好不过的田野考察工作良机。

　　晚春四月，怀着期待的心情，带着思考的议题，从北京飞经香港到达台北，沉静走进台湾社会。短短三周，我在台北和高雄之间多次往返考察，在自我和他者之间互相探照，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反复思考，希望能在行走与思考之间，在访谈与阅读之间，澄清一些模糊观念，检验一些抽象概念，寻找到踏实的研究感觉。

之一

　　4月8日：香港国际机场。香港的定位：前世与今生。
　　
　　4月8日中午，在设于香港国际机场的中华旅行社换领“入台证”（全称“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入出境许可证”）后，等候国泰航班入台。拉着行李在香港机场游逛的时候，擦身而过的大多是说着粤语的港人，难以辨识语言的东南亚人以及操英语或法语的西方人……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或者匆忙或者闲适，都在提醒我，这里与北京及其他中国内地都市差异很大。仿佛，我一下子从中华文明的“中心”来到了“边缘”地带。

　　这种模糊的“中心—边缘”感其实只是多数内地居民出境旅行的一种新鲜感受，毕竟在这里语言及社会制度与内地相比有所差异，于是油然而生一种陌生感。不过，从香港机场放眼望去，先进的航空港设施及繁荣的都市文明又让你油然而生另一种“中心”感：香港的定位，不仅仅是相对于内地的“边缘”，还曾是中国大陆通往西方世界的“通道”，本身更是世界金融、贸易、交通“中心”之一。仔细品味，香港的形象渐渐丰富起来了。

　　丰富，意味着复杂和多元。现代史上，香港的政治定位一直比较特殊。160年前，她是西方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和中华帝国朝贡体系的冲撞点之一。1842年英国通过《中英南京条约》割占香港岛，1898年再向清政府租借九龙和新界99年。今天仔细思考这些条约、租约，其实蕴含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的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主权国家原则。问题在于，这种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法原则，在19世纪中叶还不是普世的国际法，何以能保证当时的中英条约具有正当性呢？奥本海默（Lassa Oppenheim）在其名著《国际法》中指出，国际法，作为主权的和平等的国家之间的共同认可的法律，乃是现代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既然如此，那么国际法运用于非基督教文明地区是否正当呢？当年新兴的美国对此是有疑虑的，但仍然跟随着英国制约清政府。就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两年，美国派专使顾盛（Galeb Cushing）与清政府在澳门签订《中美望厦条约》，规定了比《南京条约》更为细致的五口通商贸易章程、领事裁判权和海关优惠税则，成为后来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的范本。这个顾盛，曾在美国参议院评论说，西方国家要通过条约紧密联合起来，认可和普遍接受一些基督教世界的信条和惯例，也就是基督教国家共同的法规……这些法规只能是基督教国家的通行法规，它们不可能为伊斯兰教或其他异教国家所认识（大意如此）。顾盛一方面不认为具有基督教文明背景的西方国际法能正当运用于非基督教世界，另一方面又根据西方国际法原则主持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恐怕只能用利益驱动的政治野心才能解释——美国其实也希望跟着英国染指中华，利益均沾。

　　站在香港国际机场回顾这些条约，不由感到，国际关系史上所有的是非道理，最终不敌赤裸裸的利益政治。这时候追问当年条约的“正当性”或者“合法性”，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利益驱动下，在强弱失衡的格局中，利益考虑胜过一切。许多国际权术家的心里，只有现实利益，谈何现实主义，更不用说理想主义了。

　　连割带租，香港地区从此沦为英帝国殖民地。历史的吊诡在于，作为英国殖民地的身份使得香港和内地分隔开来，香港由此较少遭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乱蹂躏，并且回避了20世纪后半期内地极左思潮的冲击。适逢1960-9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大扩张，香港总督以“行政优先”为名，搁置港人民主诉求，对市场经济奉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在此背景下，香港作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自由港，经济迅速增长，成为耀眼的“东方明珠”，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1980年代芝加哥大学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港译“佛利民”氏）多次来港，赞扬香港作为自由港的简单税制及无外汇管制措施，甚至到北京与时任国务院总理***会谈时亦不忘建言开放价格管制，推进自由市场政策。考虑到当时具体国情，中央政府似未完全采纳。在1980年代中期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香港被比喻为“一只会下金鸡蛋的母鸡”，保障香港经济继续发展，一度成为英人及部分港人据以要求北京“主权换治权”的借口。对此，邓小平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他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坦言，不仅主权问题不容谈判，而且即便香港回归后会有“经济灾难”，中央政府也会勇敢面对灾难，做出决策。中国大陆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经济持续增长，在&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