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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贤治
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毫无用处的……——马克思
人类走出蒙昧，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一种创造物，那就是书籍。书籍不但记载史事，人物，各类知识，重要的还有不安分的思想。因此，历代的权力者，只要意在维护酋长式统治，就必然因对思想的嫉恨而禁毁书籍。书报所以需要检查，而且进一步制度化，就是建基于这样一种意图之上，而沦为反对人类成熟的最现实的工具的。
近些年来，坊间出现过少数几部介绍禁书的书，也有少数几部关于文字狱的书，其中牵涉到禁书的命运；但是，把禁书纳入检查制度，并且同政治文化制度联系起来加以阐述的书，至今不可得见。沈固朝先生的著作《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虽然略感单薄，毕竟填补了出版界的一块空白。
书报检查的渊源，可以上溯至公元前古希腊时期，雅典当局颁布禁止讽刺他人的法令，从文字到讽刺喜剧，都包括在内。其实这是一个管理问题，而非控制。书籍控制及检查，源自思想统制的需要；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不可以说是权力——信仰危机的产物。哪怕权倾一时，神经过敏的统治者仍然意识到潜在的危机，及至面临崩溃的末日，则从一般的控制发展到疯狂的镇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权力者从本质上说是虚弱的。他们称文字为“黑死病”，比子弹还厉害的“纸弹”，意大利那不勒斯当局针对一位被捕教授的起诉书说：“人类最可恶的三大敌人是：笔、墨水和纸。”教皇成了“惧书者”（BIBLIOPHOBES）。当基督教成为“国教”，取得世俗社会的控制权以后，就开始打击异端；在漫长的中世纪，教权炙手可热，对书籍的禁毁已经扩大到了相当的规模。一三○九年，巴黎禁毁了三大车犹太教典籍；西班牙于一四九○年焚毁了一座藏有六千卷书的藏书楼；至一五九六年，意大利仅克雷莫纳就焚毁了一万二千册书。焚书在中世纪十分常见，异端分子也动辄被烧死，如布鲁诺。在此期间，教皇多次下诏禁书，然而毕竟没有形成严密的组织。比较制度化以后的劫难，所有这些，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一书认定，在十六世纪以前，欧洲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书报检查制度。查禁作为一种制度，是随着书籍数目的剧增和思想的广泛传播而产生的。这时，大学建立起来了，知识和思想的需求量增大，印刷术的发明代替了手工抄书。扩大的图书市场对权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印刷商居然可以说：“只要有二十六个铅字兵，我就可以征服世界！”为此，统治者必须建立专业性的书报检查机构，并使之同所有有效的工具和手段相协调，连结成严密的大网，从而把具有危害性的思想文字悉数消灭于有形与无形之中。
在中世纪，书报检查由各地主教会的宗教裁判官组成的机构进行，在王权取代教权之后，这样的检查机构则由酷吏，一般官员，以及个别专业人士组成。尼古拉一世时，检查机构竟多达十二个类型。这种机构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权欲熏心，不学无术者，余下便是听命惟谨的奴才，因此，所谓检查也就注定是无知、愚蠢、横蛮透顶的行为。他们奉命制订或公布禁书目录，这类目录，有的是教皇亲自制订的；一五七一年庇护五世还曾下令设立“禁书目录部”，专司有关书目的编纂和禁例的制定。先是禁内容，后是禁作者，只要作者被确定为异端分子，他的所有著作都得被列入禁书之列。因人废言，比比皆是，随意性很大。对于各类禁书目录，《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一书所列甚详。每公布一次禁书目录，都意味着对图书馆的一次劫洗。书中援引作家拉蒂努斯一五五九年写给他的朋友的信说：“在许多书离我们而去的年代里，为什么还要再考虑写新书呢？在我看来，至少在未来的几年里除了写信，没有人再胆敢动笔了。刚刚出版了一部目录，列出不允许我们收藏的书，否则会遭来绝罚，它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多，尤其是德国出版的，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留下来的了。”纳塔利·科姆斯写道：“到处都是烧书的大火，这情景使人想起了特洛伊之焚，无论私人图书馆还是公共图书馆无一幸免，有的馆几乎空了……”大约因为出版业的发达，焚不胜焚，统治者十分重视出版前检查。像托尔斯泰著名的小说《复活》，经过五百多次修改才得以出版。对印刷的控制特别严厉。一五四二年，教廷恢复异端裁判所，翌年即规定所有图书的书名页须印有主教授予的“准印许可”，未经教会同意，任何书籍不得印刷。英国查理二世于一六六二年颁布“信仰一致法”，同时颁行“制止出版诽谤、叛国和未经许可之图书和小册子”法案，简称“许可证法”。其中，对于执行办法，也有着严密的规定。直至一六九五年“许可证法”废除以前，都以出版前检查为主，其他国家亦大抵如此。一六九五年以后，则改以出版后检查为主，追惩制代替了预惩制。
从实际运作方面看来，预惩制与追惩制其实很难分开，更多时候是彼此交相使用的。在取消出版前检查后，一些国家便把这笔中世纪的遗产融入普通法中，大可以用“滥用出版自由”为借口，对需要禁毁的图书及需要打击的作者以有效的惩罚，且使惩罚变得更为“合法”。在十九世纪，出版后检查最严厉的欧洲国家有俄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德国。这些国家明文规定，“未审”报纸在印刷的同时须将副本送交当局，一旦发现问题，即及时没收销毁出版物，关闭出版社。此外，还有销售前检查。有违禁令的印刷商，遭到检查机关从酷刑，到革除教籍，罚款，乃至停业等各种不同的惩罚。检查官和出版总监常常带人搜查住宅、店铺、印刷所、仓库等。作为警告制度，尼古拉时代还发明了“约谈”。延绵数百年的检查制度成绩伟大。从一五五九年至一九四八年，教廷共出版禁书目录五十四种，教廷禁书部记录在案的宗教裁判所书籍禁令共九百多道，禁书总量为四千多种，遭到全禁的作者多达数十人。而这些作家，无一不是世界一流人物；而今撰写的世界文学史和文化史，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而闪耀光辉。仅瑞士苏黎世地区，从一五○○年至一七○○年因著书触犯当局而被处死的作家就有七十四名，至于肉刑、监刑和罚金者更不计其数。据介绍，十八世纪中期，几乎没有哪一个作者没有在监狱中蹲过二十四小时以上的。
统治者以无所不在的检查制度极力制造恐怖，从而促使书商和作者进行自我检查。有一位叫萨伏林的俄国记者说：“自我检查比政府检查更苛刻，也更残酷。”奥地利作家弗兰克在日记中写道：“那些本来自信的作者，情绪如此低落，他们不得不用自我审查来毁掉每一点天生的思考力。”诗人安东尼乌·费雷拉写道：“我生活在恐惧之中，当我写作和说话时，我害怕，甚至在我窃窃自语，在沉默或思考时，也感到恐惧。”迫害的风气搜索每个人的灵魂，剥夺思想，蹂躏心灵，肆意破坏生命的尊严，固有的意志力和创造力，使人类世界归于死寂。书报检查制度破坏之巨，不能仅仅以被禁毁的书目多少，或以此相关的惩罚的繁苛程度为依据，还应当对精神的虐杀有足够的估计。然而，精神的损伤难以量化，我们只能从一代人和数代人的普遍的生活风气，精神状态和整体的文化性格中，窥见统治者的手段的博大、细密，及其影响的深远。
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一直在进行。实际上，任何禁锢和压迫都无法遏制人们对自由的渴望。这时，作家以寓言、反讽、影射等手法丰富了语言艺术；画家创作漫画，政治漫画是颇令当局感到头疼的。他们以退为进，在逃避迫害的途中顽强地表达思想。在严厉的检查、删改、禁毁之下，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只能走向凋零，或以扭曲的风格出现。出版商发展了地下印刷业，书商则使地下书业贸易变得活跃起来。禁锢愈厉害，地下活动愈频繁；或者可以倒过来说，哪里地下活动最频繁，那里的禁锢便愈见厉害。
突出的是盗版问题。《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中以大量史实表明，盗版来源于出版特权，是对业已形成的商业垄断的一种反动。如英国从亨利七世开始指定御用出版商到亨利八世授予一批所谓“负责的出版商”，让它们具有专有权利，把所有法令法规、议会决议、文告和圣经的印刷权授予他们；还划出部分领域授予专利，如出版语法书、法律书、歌本和赞美诗等的印刷权，指定授予对象，而使多数印刷商无从染指。这样，没有特权的商人只好盗印。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历代的禁书最受欢迎，于是“禁书目录”成了全欧洲最大的图书免费广告。图书一旦被禁，即被全社会“推销”，而盗版这类图书则往往赢得巨大利润。在专制时代，盗版书对于思想的传播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可谓功不可没。姑不论动机如何，它打击了特许制，使各种检查法规在这匹隐藏的“木马”面前统统失效。不妨说，这是出版界的另一场“特洛伊战争”。
要废除出版特权，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罪恶的惩罚措施，除非实行革命。期待一个专制政权自行完善是徒劳的。书中列举的几个欧洲国家，其中英国和法国废除检查制度——从终止许可证法到废除印花税——都较为彻底，原因是它们先后进行过血与火的革命。整个废除过程，英国用了二百多年，法国只用九十年。法国的革命方式是更为激进的。欧洲各国君主都十分害怕法国大革命，为此，书报检查也特别严格；一些国家规定，报纸只要提及法国的事情就要查封。奥地利曾一度下令关闭图书馆，其检查目标后来甚至扩大到扇子、鼻烟盒和玩具上的箴言和题辞；从法国运来的器物，只要绘有“自由”字样都要清除掉。在一七九三年雅各宾专政时期，俄国焚毁了一万九千种有关书籍，卡特琳娜还禁止了一切来自法国的物品。这些专制政体的头面人物，对革命的恐惧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然而可笑的是，一些自命为客观、中立的学者，或是以“民间立场”相标榜的知识分子，居然也抱持当年这些君主的态度：否定革命、嘲笑革命、畏惧革命、诅咒革命！他们应当知道，没有近代革命的发生，人类在中世纪的巨大的阴影下不知还要匍匐多少个世纪！从书中可以看到，在欧洲，书报检查特别野蛮和持久的国度，就是德国和俄国；它们未曾有过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清洗，因此更多地保留了封建王国的封闭与专横。自然，革命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且革命本身也可能不只一次地背叛自己。法国在“旧制度的死亡证书”——《人权宣言》中宣称，“思想和意见的自由传播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权利之一”。两年后，这一原则，即废除出版检查制度和维护出版自由被写入第一部宪法，成为法国政府必须恪守的基本原则。然而，拿破仑登台之后，随即背弃宪法有关的承诺，于一八一○年成立出版管理署，设立新闻检查官，正式恢复书报检查制度，大力砍杀对立的报纸，积极扶植发行官报。他认为，“四家有敌意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他对警察总监富歇说，“大革命时代已经结束，在法国只能存在唯一的党派，我决不容忍报纸说出或做出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事情。”在法国，为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前前后后有过多次反复，其激烈程度是世界罕见的。但是，应当看到，这种复辟倒退的现象，并非由革命引起，恰恰相反，乃是旧制度的遗产。从漫长的中世纪到民族国家的建立，专制主义根深蒂固。书报检查作为一种制度即使被废除以后，在欧洲各国，对思想文字的控制，仍然得以以各种变异的、零散的方式表现出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仍然进行书报检查。这项工作开始时是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进行的，党通常不加干预；一九二三年以后，鼓动宣传部的官员就已开始密切注意文学团体的活动，通过行政手段，进行作家登记，审读文学报刊，严格控制出版社。一九二五年中央委员会还曾介入文学界的争论，发布过有关的决议。即使在比较宽松的时期，倘要禁止某个作家出版作品，一样是十分坚决的。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书报检查犹如一道巨大的闸门，把“反对派”的著作统统封死了。这些书籍可以在一个早上悄然消失，而这一天，往往是在接到上面最新指示的一天。消灭异已的行动特别迅速。与此同时，新的历史书、教科书、回忆录乃至“百科全书”也都以篡改过的、不诚实的内容出现，代替砍伐所留下的出版真空。著名作家札米亚京在一封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一九二○年以前，他已几乎无法在国内出版任何著作了。后来，通过高尔基的关系终于迁居国外。其他一些作家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左琴科、阿赫玛托娃等被公开革出“作协”，茨维塔耶娃在找不到工作的窘迫中自缢身亡，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等遭到镇压，再后来则有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的流亡。工业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未必是同步的，或者说是必然一致的。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只为新生事物敞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仍保有合适的空间，供专制主义的幽灵舞蹈。《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一书总结说，专制主义是“书报检查制度生存的土壤”，是命中要害的。要彻底废除检查制度，除非彻底铲除专制主义。
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开始，书报检查制度便不断遭到来自思想知识界的理性批判。马克思指出，把思想方式置于法律追究的范围之内，是专制主义检查制度的特征。言论出版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由权利，只要出版受到控制，一切关于思想解放和社会正义一类宣言都将成为伟大的空话。所以，争取出版自由，自然成了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的首要目标。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将因此而集中起来，以谋求共同的福祉。正因为如此，夏多布里昂说：“出版自由是当今的全部宪法”。对于出版自由的趋势，书中用了一位演说家在一八四○年的一段话进行描述，说：“现在，印刷机的有力的滚筒每日每夜印出的成千上万张纸，正渡过河流、穿过森林、穿过海关的封锁，越过高山峻岭，用它那智慧的炮弹，在未来的战场上奋勇直前，靠思想的宣传机器和出版自由，你们将无往不胜！”出于人性的基本要求和生存的实际需要，事情确如全书最后部分的题目所宣示的，“废除检查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但是，通往自由的道路是漫长的，曲折的；许多时候充满风险，出现反复，这也是无疑的。
沈先生的著作把书报检查从出版史上特意抽离出来加以放大阐述，具有特别的意义，超出历史学一般的实证主义的学术范围。其实，出版史的主要线索，不是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而是环绕出版物展开的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文化斗争。《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把书报检查同政治文化制度，同权力和权力者联系起来，的确捉住了问题的要害。但是，对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同文化型态之间的影响等，书中缺乏适当的照顾。其中，把欧洲废除检查制度定在十九世纪中期，这个限界也不是不可以商榷的。至少，延至二十世纪，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对于书报的审查是严厉的。用鲁迅的话说是“代代跨灶”，许多地方超越了前人，甚至史无前例。我们是看重文牍的考究，譬如广告税、印花税的废除等等，还是重在实质的考察？这是一个问题。在历史研究方面，我们如何消化和运用类似“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概念，如何避免因此而造成的时间的间离，则是另外的一个牵涉更广的问题。最近有一本新书，是一个叫J·D·亨特的人写的，名为《文化战争：定义美国的一场奋斗》，其中有一节就是“审查制度”。历史的前后比照是饶有意味的。同为审查，今日的欧美社会，无论内容或形式，都毕竟大不同于往昔了。
至于东方社会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变迁，也当有人进行书面系统的清理了。与西方相比较而言，对于东方，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都是视之为“野蛮”，“停滞”，更带专制主义性质的。所谓“东方没有历史”，所指大约就是这层意思罢。
转自：無語齋雜記
延伸阅读：
吴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我们经常上课，把话都已讲完了，再要向各位讲话，似乎没有好的意思贡献给大家。这次月会承陶训导长相邀作一次讲演，事前实在想不出一个题目来。想来想去，才想到现在所定的题目——为学与为人。为什么想到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我近来常常怀念我们在大陆上的那位老师熊先生。当年在大陆的时候，抗战时期，我们常在一起，熊先生就常发感慨地说：“为人不易，为学实难。”这个话，他老先生常常挂在口上。我当时也不十分能够感受到这两句话的真切意义，经过这几十年来的颠连困苦渐渐便感觉到这两句话确有意义。我这几年常常怀念到熊先生。我常瞻望北大，喃喃祝问：“夫子得无恙乎？”他住在上海，究竟能不能够安居乐业呢？今已八十多岁，究竟能不能还和当年那样自由的讲学，自由的思考呢？我们皆不得而知。（今按：熊十力先生已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逝世，享寿八十六岁。）常常想念及此，所以这次就想到他这一句话，“为人不易，为学实难”。这句话字面上很简单，就是说做人不容易，做学问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它的真实意义，却并不这么简单。我现在先笼统地说一句，就是：无论为人或为学同是要拿出我们的真实生命才能够有点真实的结果。
先从为人方面说。“为人不易”，这句话比起“为学实难”这句话好像是更不容易捉摸，更不容易了解。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名义上在做学问，所以这里面难不难大家都容易感觉到。至于说为人不易，究竟什么是“为人不易”呢？这个意思倒是很难确定的，很难去把握它的。我们在血气方刚、生命健旺的青年时候，或壮年时候，或者是当一个人发挥其英雄气的时候，觉得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困难，做人更没有什么困难，我可以随意挥洒，到处迎刃而解。此时你向他说“为人不易”，他是听不进去的。然则我们究如何去了解这“为人不易”呢？我们现在可以先简单地、总持地这样说，就是你要想真正地做一个“真人”，这不是容易的事情。我这里所说的“真人”，不必要像我们一般想的道家或道教里边所说的那种“真人”，或者是“至人”。那种真人、至人，是通过一种修养，道家式的修养，所达到的一种结果，一种境界。我们现在不要那样说，也不要那样去了解这真人。能够面对真实的世界，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的责任感，真实地存在下去，真实地活下去，承当一切，这就是一个真人了，这就可以说了解真人的意思了。因此，所谓真人就是说你要是一个真正的人，不是一个虚伪的，虚假的，浮泛不着边际的一个人。
怎么样的情形可以算一个真人呢？我们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就是以孔夫子作代表。孔夫子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不是个圣人，我也不敢自居为一个仁者，“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我只是一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我们当下就可以做，随时可以做，而且要永远地做下去。这样一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就是一个真人。这一种真人不是很容易做到的。没有一个现成的圣人摆在那里，也没有一个人敢自觉地以为我就是一个圣人。不要说装作圣人的样子，就便是圣人了，人若以圣自居，便已不是圣人。圣人，或者是真人，实在是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个永恒的过程里显示出来，透示出来。耶稣说你们都向往天国，天国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在你们的心中，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当这样说天国的时候，这是一个智慧语。但我们平常说死后上天国，这样，那个天国便摆在一个一定的空间区域里面去，这便不是一种智慧；这是一种抽象，把天国抽象化，固定在一个区域里面去。关于真人、圣人，亦复如此。孔子之为一个真正的人，是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不断的永恒的过程里显示出来。真人圣人不是一个结集的点摆在那里与我的真实生命不相干。真人圣人是要收归到自己的真实生命上来在永恒的过程里显示。这样，是把那个结集的点拆开，平放下，就天国说，是把那个固定在一个空间区域里面的天国拆开，平放下，放在每一个人的真实生命里面，当下就可以表现，就可以受用的。你今天能够真正作一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眼前你就可以透示出那一种真人的境界来。永恒地如此，你到老也是如此，那末，你就是一个真正的人了。真人圣人的境界是在不断地显示不断地完成的，而且是随你这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过程，水涨船高，没有一个固定的限制的。
我们这样子了解真人的时候，这个真人不是很容易的。你不要以为“不厌”“不倦”是两个平常的字眼，不厌不倦也不是容易做到的。所以熊先生当年就常常感到他到老还是“智及”而不能“仁守”，只是自己的智力可以达到这个道理，还做不到“仁守”的境界，即做不到拿仁来守住这个道理。所以也时常发生这种“厌”“倦”的心情，也常是悲、厌迭起的（意即悲心厌心更互而起）。当然这个时代，各方面对于我们是不鼓励的，这是一个不鼓励人的时代，到处可以令人泄气。令人泄气，就是使人厌倦，这个厌倦一来，仁者的境界，那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境界就没有了。照佛教讲，这不是菩萨道。依菩萨道说，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泄气，不鼓励我们，我们也不能厌，也不能倦。所以我们若从这个地方了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两句话，则其意义实为深长，而且也不容易做到。因为这不是在吸取广博的知识，而是在不厌不倦中呈现真实生命之“纯亦不已”，这是一个“法体”、“仁体”的永永呈露，亦即是定常之体的永永呈露。这种了解不是我个人一时的灵感，或者是一时的发现。当年子贡就是这样的了解孔子，孔子不敢以仁与圣自居，但是孔子说“学而不厌”，子贡说这就是智了；说“诲人不倦”，子贡说这就是仁了。仁且智也就是圣。这是子贡的解释。所以这一种了解从古就是如此。后来宋儒程明道也最喜欢这样来了解圣人，朱夫子的先生李延平也很能这样了解孔子。这可见出这两句话的意味不是很简单的。所以说要做一个真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天天在社会里“憧憧往来”，昏天黑地，究竟什么地方是一个真的我，我在什么地方，常常大家都糊涂的，不能够把自己的真性情、真自己表现出来。这个也就好像是现在的存在主义者，海德格（Heidegger）所说，这些人都是街道上的人，马路上的人，所谓das man，就是中性的人。照德文讲，人的冠词当该是阳性，即der man。今说das man，表示这时代的人是没有真自己的，用中国成语说，就是没有真性情。假如我们能了解这个意义，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究竟是不是一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能够永远地这样不厌不倦下去呢？我看是每一个都成问题的。当年我们的老师，到老这样感触，也可以说这就是我们老师晚年的一个进境。孔子到老没有厌倦之心，所以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个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认为这是儒家的乐观主义，这里无所谓乐观，也无所谓悲观，这是一个真实心在那里表现。天下的事情用不着我们来乐观，也用不着我们来悲观，只有一个理之当然。这个理之当然是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一个过程里永恒地表现，能如此表现的是真人。假如一个人能深深反省，回到这样一个地方来，不要攀援欣羡，欣羡哪个地方是至人，哪个地方有真人，哪个地方是天国。假定你把这个攀援欣羡的驰求心境，予以拆掉，当下落到自己身上来，来看看这一种永恒的不厌不倦的过程，则你便知这就是真正的真人所在的地方。这里面有无限的幽默，无限的智慧，也是优美，也是庄严（有庄严之美），真理在这里面，至美也在这里面。
说这里面有无限的幽默，这是什么意思？这里怎会有幽默？这幽默不是林语堂所表现的那种幽默，乃是孔子所表现的幽默。孔子有沉重之感而不露其沉重，有其悲哀而不露其悲哀，承受一切责难与讽刺而不显其怨尤，这就是幽默。达巷党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闻之曰：“吾执御乎？执射乎？吾将执御矣！”这就是幽默。说到圣人不要说得太严重，太严肃。孔子自谓只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就自处得很轻松，亦很幽默。说到此，我就常常想到一个很有趣的语句，足以表示圣人之所以为圣，真人之所以为真。这语句就是柳敬亭说书的语句。我们大家都看过《桃花扇》。《桃花扇》里有一幕是演柳敬亭说书——说《论语》。当时的秀才就问：《论语》如何可拿来作说书？柳敬亭便说：偏你们秀才说得，我柳麻子就说不得！柳敬亭是明末一个有名的说书的人，说得风云变色。所谓“说书”就是现在北方所谓打鼓说书。这个柳敬亭在演说《论语》时，描写孔子描写得很好。其中有两句是不管你世界上怎样“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俺那老夫子只管朦胧两眼订六经。”不管世界如何变，我们的圣人只管“朦胧两眼订六经”。试想这句话的意味实在有趣。“朦胧两眼订六经”并不是说忽视现实上一切国事家事，对于社会上的艰难困苦，不在心上。“朦胧两眼订六经”是把我自己的生命收回到自己的本位上来，在这个不厌不倦订六经的过程里面照察到社会上一切的现象，同时也在朦胧两眼照察社会一切的毛病缺陷之中来订六经。这不是把社会上一切事情隔离开的。我想这个话倒不错，它是很轻松，亦很幽默。幽默就是智慧。圣人的这种幽默，中国人后来渐渐缺乏，甚至于丧失了。幽默是智慧的源泉，也象征生命健康，生机活泼。所以要是我们这样地想这个真人的时候，虽是说得很轻松、很幽默，然做起来却是相当的困难。尤其当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所谓颠沛造次的时候，你能不能够不厌不倦呢？很困难！所以当一个人逞英雄气的时候，说是天下事没有困难，这是英雄大言欺人之谈。我们常听到说拿破仑字典里面没有难字，这明明是欺人之谈。你打胜仗的时候没有困难，打败仗被放逐到一个小岛上的时候，你看你有困难没有困难。亚历山大更英雄，二十几岁就驰骋天下，说是我到哪里就征服哪里。可是当他征服到印度洋的时候，没有陆地可以征服了，便感觉到迷茫。楚霸王当年“力拔山兮气盖世”，当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困难，容易得很，可是不几年的工夫，就被刘邦打垮了。打垮了就说：“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当说这话的时候，就要慷慨泣下。你面对这种人的生命的限制，当人的生命的限度一到的时候，你反省一下，回到你自己身上来，你是不是能够不厌不倦的永恒地维持下去呢？倒行逆施，不能定住自己的多得很！
我常想到现在聪明的人、有才气的人，实在不少。我认得一位当年是张作霖的部下，以后给张学良升为师长的人，这个人名叫缪开元，现在在台湾出家当和尚。他很慧敏，他常说到张作霖——他们的张大帅，这个张大帅一般传说是东北响马出身。大家当知道“响马”这名词的意义。可是虽然是一个响马出身，当他的生命的光彩发出来的时候，就是说他走运的时候，却真是聪明，料事必中，说话的时候都是提起来说的，绝没有那种呆滞、阻碍的意味，就是那么灵，而且他为人文秀得很，你看不出是一个响马，一个老粗，温文尔雅，明眉秀目。可是到生命的光彩完了，运气完了，那就像一个大傻瓜一样，糊涂得很。这个地方是一个困难。假定我们完全靠我们的原始生命来纵横驰骋，则我们的生命是有限度的。假定不靠我们的原始生命，我们要诉诸我们的理性，来把我们的生命提一提，叫它永远可以维持下去，这更困难。我看天下的人有几个人能这样自觉地去做功夫呢？大体都是受原始生命的决定，就是受你个人气质的决定。到这个地方，要想做一个真人，我想没有一个人敢拍拍胸膛说我可以做一个真人。我想这样做真人，比之通过一种炼丹、修行的工夫到达道家所向往的一个真人还要困难。这就是从为人这方面讲，说是不容易的意思。所以现在存在主义出来呼吁，说二十世纪的人都是假人，没一个真人。这个呼声实在意味深长的。
其次我再在为学方面说一说。“为学实难”，这个难并不是困难的“难”，这个好像当该说“艰难”。当年朱夫子快要死的时候，对学生讲还要说“艰苦”两个字，表示朱夫子一生活了七十多岁，奋斗了一辈子，到底还是教人正视这两个字。不过我现在要表示为学的这个不容易，这个艰难的地方，我怎样把它确定地说出来呢？我现在只想说这一点，就是：一个人不容易把你生命中那个最核心的地方，最本质的地方表现出来。我们常说“搔着痒处”。我所学的东西是不是搔着痒处，就是打中我生命的那个核心？假定打中了那个核心，我从这个生命核心的地方表现出那个学问，或者说我从这个核心的地方来吸收某一方面的学问，那么这样所表现的或者是所吸收的是真实的学问。一个人一生没有好多学问，就是说一个人依着他的生命的本质只有一点，并没有很多的方向。可是一个人常常不容易发现这个生命的核心，那个本质的方向，究竟在什么地方。我希望各位同学在这个地方自己常常反省、检点一下。你在大学的阶段选定了这门学问作你研究的对象，这一门学问究竟能不能够进到你的生命核心里面去，究竟能不能够将来从这个生命的核心里发出一种力量来吸收到这个东西，我想很困难，不一定能担保的。这就表示说我们一生常常是在这里东摸西摸，常常摸不着边际的瞎碰，常常碰了一辈子，找不到一个核心的，就是我自己生命的核心常常没有地方可以表现，没有表现出来，没有发现到我的真性情究竟在哪里。有时候也可以这样想，就是一般人也许没有这个生命的核心。但是我不这样轻视天下人，我们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他这个生命最内部的地方，问题就是这个最内部的地方不容易表现出来，也不容易发现出来。
当年鲁迅是一个学医的，学医不是鲁迅的生命核心，所以，以后他不能够吃这碗饭，他要转成为学文学。这一种性情，这一种格调的文字，是他的本质。他在这里认得了他自己。这是现在美国方面所喜欢讨论的“认同”的问题，就是self?identity的问题，就是自我同一的问题。一个人常常不容易自我同一，就是平常所谓人格分裂。这个人格分裂不一定是一个神经病，我们一般都不是神经病，但你是不是都能认得你自己，我看很困难。我刚才提到鲁迅，这个例子是很显明的。天下这种人多得很，那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一辈子不认得他自己，就是没有认同。
所谓认同这个问题，就照我个人讲，我从二十几岁稍微有一点知识，想追求这一个，追求那一个，循着我那个原始的生命四面八方去追逐，我也涉猎了很多。当年我对经济学也有兴趣，所以关于经济学方面的书，至少理论经济方面（theoretical economics）我也知道一点，所以有好多念经济学的人也说我：你这个人对经济学也不外行呀！其实究竟是大外行，经济学究竟没有进到我的生命来，我也没有吸收进来，那就是说我这个生命的核心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发现，所以我不能成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当年我也对文学发生兴趣，诗词虽然不能够作，但是我也想读一读，作个文学批评也可以了，鉴赏总是可以的。但是我究竟也不是一个文学的灵魂，我这个心灵的形态也不能够走上文学这条路，所以到现在在这一方面，完全从我的生命里面撤退了，所以闭口不谈，绝不敢赞一辞。譬如说作诗吧，我连平仄都闹不清楚，我也无兴趣去查诗韵。有时有一个灵感来了，只有一句，下一句便没有了，永远没有了。这就表示我不是一个文学家的灵魂、诗人的灵魂。当年我也想做一个logician，想做一个逻辑学家，但是这一门学问也不能够使得我把全副的生命都放在这个地方，停留在这个地方，那么你不能这样，也表示说你生命的最核心的地方究竟不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学问也不能够在你的一生中全占满了你的生命，你也终于不能成为一个逻辑学家。所以我们这个生命常常这里跑一下子，那里跑一下子，跑了很多，不一定是你真正的学问的所在，不一定是你真正生命的所在。这个地方大家要常常认识自己，不是自己生命所在的地方，就没有真学问出现。当年我也喜欢念数学，有一次我作了一篇论文，写了好多关于涨量（tensor）的式子，把我们的老师唬住了。我们的老师说：你讲了一大堆“涨量”，你懂得吗？我心里不服，心想：你怎么说我不懂，我当然懂啦 ，我就是今天不懂，我明天也可以懂。青年时代是有这个英雄气，我今天不懂，我明天可以懂。这个虽然是一个未来的可能，我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现在。但是现在我没有这个本事，我没有这个英雄气了。所以经过这几十年来的艰苦的磨炼，我觉得一个人诚心从自己的生命核心这个地方做学问吸收学问很不容易，而且发现这个核心很困难。假定不发现这个核心，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在学问方面不是一个真人；假定你这个学问不落在你这个核心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说你这个人没有真学问。
我们人类的文化的恒久累积，就是靠着每一个人把他生命最核心的地方表现出来，吸收一点东西，在这个地方所吸收的东西才可以算是文化中的一点成绩，可以放在文化大海里占一席地。当年牛顿说我这点成就小得很，就好像在大海边捡一颗小贝壳一样。他说这个话的意思不只是谦虚。这表示说牛顿的生命核心表露出来了，吸收了一种学问，在物理学方面有一点成就，他这点成就，不是偶然捡来的，不是由于他偶然的灵光一闪，就可以捡到，这是通过他的真实生命一生放在这个地方，所作出来的一点成绩。这一点成绩在物理学这个大海里面有地位，这就是我们所称为古典的物理学。那么从这个地方看，我们每一个人大家反省一下，不要说诸位同学在二十几岁的阶段，将来如何未可知也，就是你到了三十岁，到了四十岁，乃至于五十岁，你究竟发现了你自己没有，我看也很有问题。所以我们经过这几十年来艰苦的磨炼，我以前觉得我知道了很多，我可以涉猎好多，好像一切学问都一起跑进来了。但到现在已一件件都被摔掉了，那一些就如秋风扫落叶一样，根本没有沾到我的身上来，沾到我的生命上来。我现在所知的只有一点点，很少很少。就是这一点点，我到底有多少成就，有多少把握，我也不敢有一个确定的断定。这就是所谓“为学实难”，做学问的艰难。当年朱夫子也说他一生只看得《大学》一篇文字透。试想《大学》一共有多少字呢？而朱子竟这样说，这不是量的问题，这是他的生命所在问题。
我所说的还是就现在教育分门别类的研究方面的学问说。假定你把这个学问吸收到你的生命上来，转成德性，那么更困难。所以我想大家假如都能在这一个地方，在为人上想做一个真人，为学上要把自己生命的核心地方展露出来，来成学问，常常这样检定反省一下，那么你就知道无论是为人，或者是为学，皆是相当艰难，相当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老师的那一句话：“为人不易，为学实难。”实在是慨乎言之。这里面有无限的感慨！我今天大体就表示这点意思。因为时间不多，而且诸位在月会完后还要开大会，所以我就说到这个地方为止。
延伸阅读：
作者：唐莱特 史锡蓉
《说对了，孩子就会了》为美国家教畅销书，书里完美地融合并解决了家庭成员关系和家庭教育两大棘手难题。作者唐莱特在写作上不细究家庭治疗模式的理论脉络，而是一针见血地提出50个送给父母们的教育、沟通技巧。许多父母阅读后认为，书中方法简单实用，条理分明，总是能够以应急需，起到奇效，卸掉了他们为教育孩子而奋斗的心理重担。本版内容摘录自书中第一部。
忽略孩子不适当的行为
关于这一点，有则故事可以用来说明。
有个小女孩每天在学校都会用头去敲墙壁。班上每个人，包括老师在内，看到这种情况当然很紧张，都跑去阻止她，用各种方法安抚她，但效果都不大。后来学校终于请了心理医生来处理这个案子。在小女孩不知情的情况下，心理医生建议老师和班上其他同学，在小女孩再出现用头敲墙壁的行为时不要理会。第二天，小女孩到了学校，又像往常一样用头敲墙壁，但班上的人都不理会她；又隔一天，还是没有人理会她。之后，小女孩用头敲墙壁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女孩这个不适当的行为就完全消失了。
没错，这个小女孩子的案例很特别，但它传递了一个重要讯息：有时候孩子的不当行为之所以会频频出现，是因为能得到父母的注意。正向（如赞美）或负向（如批评）的注意都是注意，但对某些不适当行为，“不注意它”有时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如果你认为孩子某个不适当行为是为了赢得你的注意，试着不要去理会他。“忽略”技巧有时候对孩子很有效，尤其父母如果使用得当的话。
以下是使用“忽略”技巧时要谨记的原则
●在孩子做不适当行为的那段时间里，要完全忽略他。不对孩子做任何反应──不要大叫、不要注视、不要跟他说话。父母尽管清楚地意识到孩子的举动，但在那段时间要去做别的事情。这段时间可能是5分钟，也可能长达25分钟，所以父母要有心理准备。
●要让家里其他大人或成员与你配合，大家都不要理会那个孩子。
●最后一点，在孩子停止不适当的行为时，父母要称赞他。例如，你可以说：“我很高兴你停止乱发脾气。我不喜欢乱发脾气的人，因为发脾气时的大叫声很刺耳。你不大叫的时候，我跟你相处起来就愉快得多。”
“忽略”技巧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而且谨记，你不是忽略那个孩子，而是忽略他的不适当行为。
离开现场
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无家可归的年轻妈妈，她带着一个5岁小女孩，小女孩循规蹈矩地坐在她旁边。我问这位母亲，她有什么秘诀，能让她的孩子这样守规矩。她对我说，每当她女儿乱发脾气时，她就走开，到稍远的地方坐着抽烟；如果有状况，那么再随时回来保护她。因为这个母亲暂时离开现场，既可以避开孩子无理的要求，自己又能保持平静的心情。
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的孩子，有时候他们真的会令父母忍不住抓狂。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当他们不想遵守规矩时，例如“不准在客厅打球”“不准在没有大人监督下开派对”，他们真的会做出超乎你想象的破坏行为。如果你发现自己快要失控，不要犹豫，赶快找一个给自己喘息的机会，给自己和孩子一个冷静的机会。到稍远的地方抽烟是一个方法，但我们可不建议采用这个办法。
让孩子分心
避免与孩子发生冲突的另一个办法是使用“分心法”。孩子容易分心，特别是年幼的孩子。他们注意力维持的时间很短，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刺激的影响。如果你看到孩子快要出现不适当的行为时，那么可以试着转移他的注意力。
“分心法”也可以用在年纪较大孩子身上。例如，如果兄弟姐妹在争吵，你可以建议他们一起去打电动玩具或看电视。另外，父母还可以让孩子停止正在做的事情，加入大人的活动。例如，你可以说：“来，到厨房帮我的忙。你可以做我的助手。”如果你态度友善、热情、幽默，孩子很可能停下手边的事情，包括那些不适当的行为，照着你的吩咐做。
用适当的行为替代不适当的行为
如果孩子正在做某个不适当的行为，那么父母应当指导孩子做另一个适当的行为。而且，父母应详细指导孩子做这些适当行为的时间、地点、方式等。
只让孩子知道他们的行为不可取并不够，父母还应该尽可能给他们一个可替代不适当行为的适当行为。
如果孩子正在玩某样易碎或不适当的东西，那么父母可以试着寻找另一个可以替代的游戏或玩具让他玩。孩子为了发挥其创造力及发泄精力会不断寻找发泄的管道，父母应予以引导和帮助。
为了防患于未然，父母学习如何迅速找到适当而便宜的可以替代孩子不适当行为的用品和方法，从而取代孩子不适当的行为，是父母成功引导孩子的不二法门。
寻找正向特质
没有人喜欢被批评。遭受批评的孩子会感到愤怒，表现出自我防卫的态度。结果，他们更不愿意合作。但是，父母面对孩子不适当行为时，对其批评又是必要的。那么，父母要怎样批评孩子又不会引发冲突呢？当然，父母进行表达时必须婉转温和。“裹着糖衣，苦药才吞得下去”。批评温和一点，孩子或许就会听得进去，这对你也好。
我建议父母要以赞美的方式来缓和批评的字句
●父母：我觉得你的歌声很好听，只是在餐桌上不适合唱歌。
●父母：你足球踢得很棒，只不过足球是要在足球场上踢的，而非教室里。
●父母：谢谢你告诉我实话，但下次再到你朋友家之前，我希望你先跟我说一声。
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名叫“安妮”的少女。有一天安妮逃课去安慰她的一位朋友，那位朋友家里出现危机，正打算离家出走。安妮的母亲为了这件事大为光火。我认同她母亲的看法，逃课是不好的行为，但也指出其出发点是善意的。要从孩子不适当的行为中找到负向特质很简单，不过下次，当孩子做了某件你不乐见的行为时，请试着从中找出他的正向特质，并以赞美的方式来教导孩子。
提供选择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孩子有时候一口就拒绝父母的意见或指示？答案很简单：巩固他独立自主的权益，是孩子的本能。为了避免在这一点上和孩子发生冲突，父母给孩子“提供选择”是个好办法。
一天中很多事情都可以给孩子有选择的权利
●父母（食物）：你早餐要吃煎蛋还是麦片？你晚餐喜欢吃红萝卜还是玉米？
●父母（衣服）：你想穿蓝色还是黄色的衬衫上学？你要自己打扮还是要我帮忙？
●父母（家务）：你要在晚餐前还是晚餐后做家务？你要倒垃圾还是洗碗？
父母给孩子提供选择很重要，这能鼓励孩子思考。孩子在做出自我决定时，会得到掌握感和自尊心；而父母则借着这样的做法，既支持了孩子想独立自主的需求，又维持了对孩子行为的某种引导性的掌控。
善用幽默感
在历经坎坷的成长过程中，我们逐渐变得严肃了——而且，也许是太过严肃。举个例子来说，孩子一天平均会笑400多次，但成年人一天平均却只笑15次。成年人大可多用幽默感，尤其是在和孩子互动的时候。
一次，我在一家专门收容受家庭暴力所扰的妇女的收容所工作。一名妇人正在谈她如何从对她施暴的丈夫手中逃脱的经过，这时，那名妇人的小女孩打断她，吵闹着要母亲带她去游泳。母亲马上就响应孩子，并不像一般人那样责骂：“不要吵闹！”而是以夸张的态度模仿女儿吵闹的表情和口吻说：“妈，我要去游泳。快点。现在就带我去游泳！”不到几秒钟，小女孩从母亲幽默的表演里看到了自己滑稽的行为，母女俩笑成一团。之后，我注意到，那个小女孩不再以吵闹的态度跟母亲说话。
用轻松的态度夸大孩子某种不适当的行为，能在紧张的情境中注入幽默感。下面是一些让父母善用幽默感的好点子。
父母可以试着用想象和虚构的故事，或用技巧让没有生命的东西“鲜活”起来。例如，如果孩子不把杂乱的玩具归位，父母可以假装让玩具发出哭声说：“好晚了，我好累喔。我想回家了。你能帮我吗？”
另一个方法是父母可以把事情说得很可笑。例如，为了促使孩子自愿打扫房间，你可以说：“如果你不马上清扫房间，政府的清洁大队马上就要来你这儿设立总部了！”
你也可以留一张谐趣的字条给孩子，例如，对青少年的孩子，你可以这么写：“记得在晚上10点前回家，特勤搜索组留。”
【提醒】使用幽默感的时候，父母要对孩子的反应保持敏感。如果孩子对某样事情敏感，例如牙套、青春痘或招风耳，就千万不要在这些事情上做文章。
示范适当行为
孩子经常会做出大人认为不适当的行为。有时候他们需要大人去制止他们，并且示范较好的行为。身为父母，你是孩子最常模仿的对象。正因如此，父母成为孩子学习的楷模便是教导孩子最好和最容易的方式。孩子靠着观察和模仿父母，就能学习到适当的行为。
父母现在对孩子示范适当的行为，就能避免日后的冲突。而且，知道孩子能够从自己身上学习到某种正向的行为，你也会觉得很骄傲。
选择你的战场
没有一个父母愿意把家里变成战场，但是，有时候真的会发生这种状况。我有一个案例，案例中的青少年告诉我，他的母亲对他的行为有诸多抱怨。母亲抱怨他的餐桌礼仪、睡眠习惯、发型、服装、卧室、朋友、学业表现，还有他休闲时所做的一切活动。他所回应的方式就是“置之不理”。等我跟这位母亲谈过之后，我发现她真正希望儿子做到的是，去找一份打工的工作。可惜，她真正的诉求被她一大堆的要求给淹没了。对那位青少年来说，母亲的种种要求令他麻木，他充耳不闻；而母亲对他有这么多意见，又让他非常愤怒，结果，引起他全盘反抗的心理。
如果你发现孩子有一大箩筐你希望他能改变的行为，那么现在开始停止抱怨，并把那些行为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反问自己，到底哪一种行为最需要立即处理。你所需要的是订下要求的优先级，然后采取行动。
根据年龄设定适当的限制
从5个月大开始，如果一切发展顺利，那么孩子会开始奋力寻求独立。他们的目标是要变成一个完整和独立的个体，能够自己行事及思考。通过为孩子设定符合年龄的适当要求，表明你正视了孩子寻求独立的需求。由于你根据孩子的年龄、能力、特殊需求和负责的程度设定规范，那么便可有效帮助孩子安全地达到他们的目标。
有些父母犯了对不同年龄孩子一视同仁的错误。我曾经辅导过一位16岁的女孩，她希望父母能给她一个简单的锁头，让她把卧室上锁。但女孩的父亲说：“不行。”因为他觉得如果他给女儿一个锁头，其他孩子（有的5岁，有的5岁以上）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
很可惜，案例里的父亲不明白，5岁大的孩子没有足够的责任感管理自己的房间，但一个16岁大的青少年则有这个能力，而一个便宜的锁头，就能满足她希望得到隐私的需求，这是一个合理的需要。
因此，在坚守原则基础上建立你的家庭，但要确保规矩具有弹性。这并不表示你要鼓励孩子打破家规，不过你必须准备随着孩子的成长和需求，时时制订新的规则和限制。
为了更了解孩子在每个年龄阶段的需求，你可以参考更多的相关书籍与资料。下面则是我提供的一般原则，有关各年龄层的孩子的一般行为模式。
2岁以下的儿童
婴幼儿借由感官——味觉、触觉、嗅觉、视觉、听觉来探索世界。例如，一个12个月大的婴孩可能把杯子推到地上，用这样的方法来了解物质恒存的道理（物体即使脱离视线范围，仍然存在）。婴幼儿通常发出一些咿咿呀呀的声音和哭声来表达他们的情绪。因此，除非为了制止婴幼儿所制造的太大的噪音和混乱，否则这个时期不适合设定太多的规范；婴幼儿对规范的学习非常缓慢（最好一次一项），大概15个月大之后才开始具备基本的学习能力。重要的是，婴幼儿需要以一种一致性和可预期的方式来照顾他们，因为他们需要感受到安全和爱。
2～5岁的儿童
学龄前的儿童是喜好冒险的一个群体。为了鼓励孩子独立自主，父母应该给学龄前的儿童足够的探索空间；但也要设定限制，以保护他们的安全。学龄前的儿童常分不清幻想和真实——噩梦和白日梦一样实在，想象出来的朋友也一样真实。游戏是他们生活的重心。他们喜欢玩角色扮演的游戏，像“医生和病人”“母亲和孩子”，借由这种方式，孩子表达出他们的愿望及害怕。透过游戏，他们也建立起初步的社交技巧和互惠的能力。学龄前儿童也会出现正常的攻击性行为（例如争夺玩具），父母要教导他们如何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冲突。
6～12岁的儿童
学龄期的孩子是卖力工作的一个群体。不管是在课堂上或下了课，他们都努力发展他们的技能；也不管是骑自行车、做算术、“盖堡垒”，他们都需要从中获取胜任感。父母可以借由鼓励他们的学业和给予支持，达到协助他们的效果。父母也可以提供机会，让孩子能顺利参加各种活动或团体，例如学习计算机或参加夏令营。学龄期的孩子透过各种学习成就，发展出健全的自尊感。从这之中，他们得到为未来目标奋斗的力量和自信。
13～19岁的青少年
青少年有他们艰难的任务要完成，就是发展自我认同的能力。他们必须思考“我是谁”“我要往何处去”“我要如何达到我的人生目标”这些问题。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很多支持，包括父母和朋友的支持。朋友提供支持性的团体，青少年可以从中学习社会技巧、分担问题、验证自己的想法，并加强自我认同。父母提供青少年明确的沟通技巧（特别是倾听的技巧）、关怀，以及健康向上的家庭价值观。青少年需要大量的自由空间，以便探索成人的世界，但他们同时也需要被管束。在完成作业和门禁时间这两点上，父母应该设定合理的限制。
摘自《说对了，孩子就会了》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年4月出版
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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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龄1960年代在美国家中
2007年5月，孟良崮战役过去整整60年。我回到了他战死的地方。
天下着些小雨，山路有些滑。我已经79岁了，爬上那个山坡，感到非常吃力。回想六十年前的情形，我就想到他当时瘸腿爬山的那样子，真是很难为他。
60年前的战役，我没有亲眼目睹，每每遇到电视、电影里有关的镜头，我总是一看再看。
别人告诉我，孟良崮从前又叫石头山，上面根本没有水。战斗打到最后的时候，他和他的兵只有喝自己的尿。机关枪打得通红发烫，不能再打了，就拿那个马尿泼上去，再接着打。
几十万人围着你，车轮战地打，而你就只有这几个人，坐守空山。粮食没有补给、弹药物资紧缺，周围友军也只顾自保，不来救援。这个仗是打得真得很绝望。
我认识很多共产党的领导和将军们，他们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公道还是在人心的。抗战60周年的时候，我带我和他的儿子一起去参加纪念大会。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谈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用。听到这些，我双眼泪如泉涌。
当地人在埋葬他的洞上方立了一块墓碑。我对他们说，留一个位置给我吧。他们说，你还早咧。我说，放在那里等着吧，也快了。
我从来没有对他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这些男孩女孩在一起那么亲热啊，爱不爱的。他对我来说很普通、很平常。他战死以后，我一直很后悔，责备自己说，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讲。
六十年过去了，我已经79岁了。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在他最痛苦、最绝望、最无依无靠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在一起。
抗战期间，张灵甫南征北战，恶仗无数，书写下自己最为风光的一页。
1925年，22岁的张灵甫从黄埔军校毕业，踏上北伐征程。三年后，屡立战功的张灵甫升为连长。也就在这一年，湖南长沙的名门望族王家新添了一个女婴，取名王玉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了躲避战火，9岁的王玉龄随家人迁出长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此时的另一个地方，张灵甫随51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张灵甫以勇猛果断，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民党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
1938年，张灵甫奉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是役，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轻装出发，攀木挂树，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老林恶水，配合正面部队进攻，飞夺张古山。而后日寇不甘失败，出动飞机与重炮狂轰滥炸，几乎将张古山移为平地。张灵甫率部浴血死战，与日寇鏖战五天五夜，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德安大捷之后，田汉受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委派，采访张灵甫等人，刊登在《中央日报》上，并编写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从此名震天下。
1939年3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张灵甫在前沿指挥所指挥战斗，不幸右腿被日军机枪的两颗子弹扫中，受了重伤。军医检查后说：“腿要锯掉!”张灵甫对随从副官说：“如果我昏迷了，你要阻止医生锯腿!”说完，他给了副官一把手枪，厉声说：“谁锯我的腿，你就枪毙谁!”结果右腿一直未治愈。匆匆包扎伤口后他再度投入战斗。
综观张灵甫在八年抗战中的表现，自1937年参加淞沪抗战至1945年抗战胜利，屡立战功，被誉为“模范军人”、“常胜将军”、获得过“自由勋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年，王玉龄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经过战火洗刷的家园早已没了当初的模样，而当初的小姑娘也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
抗战时期，携手张灵甫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躲避战火，我随家人迁出老家长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离家的时候父亲找来两部大卡车，把里面的座椅全部拆掉。车厢里放满背包、箱子和轻便值钱的家当。全家早已乱作一团，而对于我们这些在屋子里长大的小孩们来说，哪里懂得时局的紧张、也听不到慌乱的嘈杂声。女孩子们在一起，玩啊、笑啊、聊天啊。
进入中学读书后，为了躲避战火，不能再到教室上课。而将上课的地点临时迁到附近的山上。起初的时候，男孩、女孩们还很新鲜，觉得好像郊游一样。早上洗了脸、吃了早饭就到山上去，在大树下读书。到了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才回来。回来的路上却看到日本人轰炸过的地方，满目疮痍，景象凄凉。炸断、炸飞的人体残肢，像手啊、腿啊，挂在电线杆上面，我们吓得大叫起来。还有一个手榴弹就打在我的旁边。不过所幸没有开花，否则我们就都被炸死了。
母亲告诉我，日本人欺负中国人，打得我们没有地方好跑、好退了。我听了是又气又怕，问母亲我是不是也应该去付出一份努力。母亲反问道，你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会，去了还不是给人家添麻烦。
我对军事方面是一点不了解的。所以后来连张灵甫是个多么有名的将军，我都不知道，没听说过。
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全家的心情也跟着好转。
周末，家里的几个女孩子约好出去理头发。在理发店，我们坐在椅子上，唧唧喳喳地说着话。
那天，他穿一身军装，带军帽。碰巧坐在我椅子的背后。我发现他透过理发的镜子，盯着镜子里面的我打量。我心说，这个人真是讨厌，怎么能这么看着人家，就差把头贴到镜子里面看，于是就瞪他一眼。
后来他对我讲，他说幸亏你瞪我一眼，不然的话，如果你要对我笑一笑，我就没兴趣了。我说，你臭美。
不久后，他就托他的朋友张处长请我们全家吃饭。饭桌上，我自顾自，只管吃菜吃饭。他的朋友张处长就讲话，问我伯母多大年纪了？我伯母说她32岁。张处长就接过话，说张灵甫副军长你也有32岁啊，你们两个同年的，干一杯吧。
灵甫那年实际42岁还多。这一下，就冒掉了十岁。后来他告诉我，自己从脸到脖子，一直红到底。
张处长继续说，我们副军长还没有结婚啊，王太太你在长沙，老长沙了，你认识好的小姐给我们副军长介绍。我伯母讲，那当然，有好的我一定给你介绍。张处长说，你们家那么多小姐，也可以介绍嘛。我伯母讲，大的呢，都名花有主了；小的呢，年纪又都太小了。张处长讲，那就找那个不大不小的嘛，眼睛就朝我看。
我坐在那里当然听得懂嘛，不大也不小的就剩我了。于是我生气了，就把脸一板。
我对他一无所知。
他老是穿军服，像是个军人吧。我心里猜测。
伯母告诉我，张军长可是抗日的名将。可别人越是这么说，我就越不把他当一回事、越不理他。而他呢，大概也是经历过太多事情了吧，可能就是觉得我傻傻地耍着小性子很让他喜欢。
那次以后，他就越发频繁地到我们家里来，几乎每天都要来。刚刚开始，我看见他也不讲话，有时候还故意出门避开他。慢慢地，跟他熟了。英俊？我不觉得，就觉得看着还顺眼。
有时候，他给我讲故事。他告诉我，战争爆发前，他在北大读历史系。每一朝每一代的文化名人、野史传奇，他如数家珍。他喜欢讲，我也喜欢听。
而他自己抗战时打仗的故事，却从未讲过。
人家说他是跛子。一次战斗中，他负了伤。机关枪扫到了他，子弹留在他的脚里面。当时的医学不是很发达，打完石膏后，那个脚就不能弯了。可是从他走路的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只是走得久了会很痛、很累。
他从来不讲他得意的事情，也从来不会告诉我他最痛苦的事情，可能他觉得我太单纯了吧，不想拿这些事情来烦恼我。我只觉得他很可靠，有时候就觉得他像我爸爸、有时候也像我的好朋友，所以对他很信赖。
很快，他就对我求婚了。我的母亲对此是很反对的。一方面，觉得我与他24岁的年龄差距始终很难逾越；另一方面，我的母亲守寡半生，她不喜欢自己的女儿嫁一个军人。她说军人的生命是不可靠的，她不想我也重复她的命运。
对嫁给一个军人是什么样的想法？如果有一天他走上战场会怎样？不，当时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我相信日本人投降，战争结束了。
尽管母亲反对，这门亲事还是定了下来。就在两人决定结婚之际，张灵甫接到了升迁令，他被提升为74军军长，即刻前往南京报到。于是，两人将婚礼地点定在了上海。因为时间紧迫，王玉龄穿着大一号的鞋子，张灵甫穿着借来的西装结了婚。婚礼结束的当晚，两人就坐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车，一个上铺，一个下铺，度过了他们的新婚之夜。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国共双方开始会谈。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两党矛盾暂时得以缓解。在南京，张灵甫与新婚妻子王玉龄度过了一段平静而快乐的时光。
短暂而快乐的时光
他的胸口有一条长长的伤痕，头上也有。
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的脑袋旁边嗖地飞过，流下一道弹痕。他说，那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结婚后不久，他被提升为74军军长，即刻前往南京报到。我与他在南京度过了一段平静快乐的时光。
他教我骑马。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学，还不大会骑。他驾着马在前面跑，我的马不知怎地也在后面跟着他跑，怎么拉缰绳都停不下来。我吓得死叫，大喊：别跑那么快。他就在马上回头冲我笑。
年龄的隔阂我从没感觉到。他也从来不讲什么很肉麻的话。但是他会说：我讨了一个好老婆，这比什么财富都重要，我要讨饭的话我老婆可以给我拿碗。他有时候讲些话，就会让我很感动。
有一次我与他闹矛盾闹得很严重，我说我要跟他离婚。这可把他吓坏了，他说假如我要真的离开他的话，他宁可老死于山沟。他向我赔礼道歉，最后干脆在我面前立正，站得毕恭毕敬，向我敬礼、敬军礼。看到他这样，我是又好气又好笑，说我又不是你的上司，跟我敬什么礼啊，还不理他。他说你不原谅我，我手就不放下来。
他身边的人告诉我，张军长如今在南京地位显赫，是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因为驻扎在南京郊外的74军充当着守卫南京的角色，身为74军军长的张灵甫，地位自然非同一般。
抗战结束后，国共开始和谈。南京的交际活动也越来越多，他不喜欢交际，这个请那个请他很讨厌的。最让他高兴的事情还是让他去带兵，好像解放了他一样。
19岁的王玉龄没有想到，这会是她最后一次与丈夫见面。王玉龄生下一个男婴，她打电话给前方的丈夫通报了这个喜讯。放下电话，王玉龄将儿子的照片寄给了丈夫。她不会想到，丈夫此生都无缘见到他的儿子。
最后一次见面
1946年8月，张灵甫接到命令，率部队出南京投入华东战场。
走之前，我为他收拾行李。听到过别人讲的他在战场上的那些英勇经历，我相信他是不会死的。甚至就觉得好像是出去旅行的样子，还告诉他，觉得饭菜吃得不好的时候，要记得用维他命补充。还把他行囊中的衣服列了个清单，写了个条子给他。很平常的心，他让我一点也没有觉得紧张，也没有觉得难过。
10月中下旬，他指挥部队和粟裕的野战军对垒。
期间，他时常给我写信，他也不讲他怎么想念我，就说家里养的鱼要死了，花也要浇水了，还有就什么时候回来，其他什么也没说。还给我画了一个图样，设计我们家的花园。在图里画了什么花要种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种什么花，他都写给我。
在我面前，他从来没有将战争当作一件很大的、很了不起的事情，他让我也没这种好像恐惧，也没这种感受。
1947年的春天，我去前线看他。当时我已经怀了9个月的身孕。怀孕让我一下子长了40磅，走路也很吃力。我说哎呀怎么得了，长得这么胖。他说忧愁就会瘦，就像哄孩子一样叫我睡在床上，闭着眼睛去找忧愁。你说我傻不傻，19岁不晓得什么叫忧愁。闭着眼睛找忧愁，忧愁没找到，结果我睡着了。
此刻的我并不知道，忧愁马上就要来了。来得太多，太快了。
家里突然派来了两个卫士在门口站岗，所有的报纸也都停掉不再递送。
十天前，我们的儿子出生了。他打电话来，跟我说话。听得出他很高兴。在听筒里乐得哈哈大笑，问我儿子声音响不响亮，还说我心地善，将来一定多子多孙。并让我赶紧把儿子的照片寄给他看。
此后，他再没有打过电话回来。我在家坐月子，有人来看我的时候，卫士也跟进跟出。我隐约觉得有些奇怪。
周围的太太们告诉我，从前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都是一两个月没什么消息，很正常，没事。
我一听好像大家都这样说，就觉得应该没有事情。
几个月后的一天，他的部下杨参谋突然来到家中，一进屋就一下子跪倒在我的面前。
我一下子就懵了。
杨参谋哭着告诉我，孟良崮一役十分惨烈。张军长打了一辈子的仗，知道是撑不下去了，友军根本不来。最后没有办法了，一死难逃，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说他将决战到最后，以报国家，请蒋介石请照顾家人。
副军长蔡仁杰跪在他面前，求他带些人冲下去，冲出重围还是可能的。并说：到了南京以后，你就在蒋介石面前，报告这个战争的惨烈情形以及友军的冷漠。如果蒋介石坚持还要怪罪，你就在在他面前自杀。
灵甫说，回南京，看到我夫人，我就不想死了。
他把一封信交给参谋，说一定要交给太太手里，并说以后不管太太想做什么，你们都不要违反她的意志，一定要顺着她。
“余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绝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部属与人民。老夫来京，未见痛极，望善侍之，幼子望养育之。玉龄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5月16日，孟良崮。”
很长时间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每一天，我到我们从前去过的地方，去坐一坐。
在此之前我是根本不知道忧愁为何物的人，这一下天都塌了。差一点就成神经病了，连讲话也不会讲。
后来，宋美龄要来接见我们这些寡妇。到了总统府，我们坐在外面，等啊等，等了很久很久。一个秘书跑出来讲，今天夫人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夫人们你们请回吧，就这样。
那一刻就觉得心里有一种很凉的感觉，觉得很生气，我觉得好像人怎能这样，人家好像都是为了你把这个性命都送掉了，你却这么不把别人当回事情。
不过过了一会，我也觉得无所谓，其实没什么。
我从来没有怨过他，有人讲，你不要想念他，他连你都不顾了，就去死掉，这算什么，我觉得这个话好像也是不对。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职责，他要吃了这碗饭，他就要做好他这一份事情。
1973年，我收到好友代为转达的信息，说周恩来想请我去北京看一看。
一番周折之后，我见到了周恩来。周总理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将材，我是他的老师，没有争取他过来，错误在我。在总理面前，我泣不成声。
2005年，我和儿子来到上海，颇为意外地接到当年华野指挥官粟裕大将之子粟刚兵的邀请。
他说他想请我吃饭，想见见我，怕我不会去，只有通过别人委婉转达。
我说那有什么关系呢，谁叫我的先生是职业军人呢。历史的事情，我不会计较，也没办法去计较。你说你能恨谁啊，对不对，这个问题太大了吧。战争就是残酷的。
2007年4月，我去了孟良崮。在我丈夫殒命的山洞里，放上了一束花环。
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他在最痛苦的时候，在最无依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在一起，所以看到那个山洞的时候，我是心里感慨很多。
我从来没有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他死了以后，我一直后悔莫及的。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一句简单的话都不会讲，不曾讲。
人物介绍
张灵甫（1903-1947），原名张钟麟，又名宗灵，字灵甫，陕西长安人。1943年常德之战中，率突击队救援常德守军74军57师，作战异常凶猛，为收复常德立下战功。1945年2月授陆军中将军衔。整编后任第七十四师师长。1945年4月芷江保卫战中，指挥74军58师在铁山与日军血战获胜，战后获三等宝鼎勋章，升任74军中将军长。1947年5月，率国民党整编74师与解放军在山东孟良崮对垒，全军被歼，本人战死。
王玉龄（1928-)，17岁和张灵甫结婚。1949年4月，先到台湾，后远走美国，读书打工，寻找新生活。一直孑然一身不再嫁。她在航空公司工作了20年，直到退休后，才随儿子再次回到中国。
张灵甫将军（1903年8月20日-1947年5月16日）
王玉龄与张灵甫结婚照
王玉龄摄于1946年新婚后。王玉龄喜欢这张照片，在照片背面题写“赠灵哥”送给张灵甫。
王玉龄与儿子的合影
1948年王玉龄在南京玄武湖
王玉龄1953年在美国，开车带朋友外出
1960年代，王玉龄在美国一家旅馆的阳台
晚年王玉玲
延伸阅读：
王玉龄1960年代在美国家中
2007年5月，孟良崮战役过去整整60年。我回到了他战死的地方。
天下着些小雨，山路有些滑。我已经79岁了，爬上那个山坡，感到非常吃力。回想六十年前的情形，我就想到他当时瘸腿爬山的那样子，真是很难为他。
60年前的战役，我没有亲眼目睹，每每遇到电视、电影里有关的镜头，我总是一看再看。
别人告诉我，孟良崮从前又叫石头山，上面根本没有水。战斗打到最后的时候，他和他的兵只有喝自己的尿。机关枪打得通红发烫，不能再打了，就拿那个马尿泼上去，再接着打。
几十万人围着你，车轮战地打，而你就只有这几个人，坐守空山。粮食没有补给、弹药物资紧缺，周围友军也只顾自保，不来救援。这个仗是打得真得很绝望。
我认识很多共产党的领导和将军们，他们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公道还是在人心的。抗战60周年的时候，我带我和他的儿子一起去参加纪念大会。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谈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用。听到这些，我双眼泪如泉涌。
当地人在埋葬他的洞上方立了一块墓碑。我对他们说，留一个位置给我吧。他们说，你还早咧。我说，放在那里等着吧，也快了。
我从来没有对他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这些男孩女孩在一起那么亲热啊，爱不爱的。他对我来说很普通、很平常。他战死以后，我一直很后悔，责备自己说，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讲。
六十年过去了，我已经79岁了。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在他最痛苦、最绝望、最无依无靠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在一起。
抗战期间，张灵甫南征北战，恶仗无数，书写下自己最为风光的一页。
1925年，22岁的张灵甫从黄埔军校毕业，踏上北伐征程。三年后，屡立战功的张灵甫升为连长。也就在这一年，湖南长沙的名门望族王家新添了一个女婴，取名王玉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了躲避战火，9岁的王玉龄随家人迁出长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此时的另一个地方，张灵甫随51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张灵甫以勇猛果断，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民党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
1938年，张灵甫奉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是役，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轻装出发，攀木挂树，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老林恶水，配合正面部队进攻，飞夺张古山。而后日寇不甘失败，出动飞机与重炮狂轰滥炸，几乎将张古山移为平地。张灵甫率部浴血死战，与日寇鏖战五天五夜，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德安大捷之后，田汉受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委派，采访张灵甫等人，刊登在《中央日报》上，并编写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从此名震天下。
1939年3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张灵甫在前沿指挥所指挥战斗，不幸右腿被日军机枪的两颗子弹扫中，受了重伤。军医检查后说：“腿要锯掉!”张灵甫对随从副官说：“如果我昏迷了，你要阻止医生锯腿!”说完，他给了副官一把手枪，厉声说：“谁锯我的腿，你就枪毙谁!”结果右腿一直未治愈。匆匆包扎伤口后他再度投入战斗。
综观张灵甫在八年抗战中的表现，自1937年参加淞沪抗战至1945年抗战胜利，屡立战功，被誉为“模范军人”、“常胜将军”、获得过“自由勋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年，王玉龄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经过战火洗刷的家园早已没了当初的模样，而当初的小姑娘也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
抗战时期，携手张灵甫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躲避战火，我随家人迁出老家长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离家的时候父亲找来两部大卡车，把里面的座椅全部拆掉。车厢里放满背包、箱子和轻便值钱的家当。全家早已乱作一团，而对于我们这些在屋子里长大的小孩们来说，哪里懂得时局的紧张、也听不到慌乱的嘈杂声。女孩子们在一起，玩啊、笑啊、聊天啊。
进入中学读书后，为了躲避战火，不能再到教室上课。而将上课的地点临时迁到附近的山上。起初的时候，男孩、女孩们还很新鲜，觉得好像郊游一样。早上洗了脸、吃了早饭就到山上去，在大树下读书。到了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才回来。回来的路上却看到日本人轰炸过的地方，满目疮痍，景象凄凉。炸断、炸飞的人体残肢，像手啊、腿啊，挂在电线杆上面，我们吓得大叫起来。还有一个手榴弹就打在我的旁边。不过所幸没有开花，否则我们就都被炸死了。
母亲告诉我，日本人欺负中国人，打得我们没有